公務員辭職人數逐年遞增深圳推進人事制度改革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6-02-04 10:45 http://www.iosapp77.com/

　　案名：

　　關于建立公務員合理薪酬體系、科學發展空間的提案

　　案號：

　　南都8號提案

　　提出者：

　　南方都市報深圳采編中心

　　辦理類型：

　　主辦匯辦

　　承辦單位：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建議：

　　一是要切實提高公務員待遇。

　　高薪不一定能養廉，但低薪一定不能養廉。十幾年來，公務員的實際收入水平不斷下降，取消福利房、養老金并軌后，公務員的收入完全沒有什么優勢可言。要建立和公務員工作性質和地位相適應的工資薪酬制度，做到每年工資穩步提升，能夠保持一定穩定的、有體面的生活水平。

　　→深圳報考公務員(微博)的人數近年來有減少的趨勢。南都資料圖

深圳兩會之南都提案

　　二是實行合理的養老金制度改革。

　　香港、新加坡等地區的公務員是比較有吸引力的職業，是正兒八經的金飯碗。公務員收入在當地屬于較高的水平，除了工資高，福利好之外，只要你能稱職清廉地工作，在退休的時候，就能一次性領到一筆非常豐厚的額外退休金，作為對其廉政從政的回報，而且以后每月繼續領取相當于退休前工資60%至80%的退休金。公務員養老金改革，如果改得讓公務員退休后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就會讓他們失去美好預期，吸引力自然下降。

　　三是實行合理的公務員薪酬體系。

　　當前，公務員的薪酬體系還采用比較傳統的形式，更多的是按照職位高低和工作年限來衡量，忽視了公務員本身工作量的大小和多勞多得的原則。不少公務員認為其所得薪酬與其所付出的努力和社會地位不成正比。公務員隊伍中，有些人從事的是高度專業化、需要一定的資格條件才能從事的工作（比如行政機關里的行政復議），有些人從事的普通高中生都能勝任的工作（比如一般的巡警、城管人員）；同樣是正處級干部，一個管理幾十萬人的縣委書記，和機關一個管幾個人的處長，顯示工作強度、勞動付出、社會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只要級別相同，工資就差別不大。

　　四是要實行公務員分類管理，切實提升公務員的發展空間。

　　通過分類管理，區分專業路線和行政領導路線，解決公務員擠破頭爭當領導的困局。即使不當領導，但只要專業職稱上去了，一樣可以拿較高級別領導的工資。目前，深圳有的政府部門已經在開始嘗試，建議在全市推廣。

　　“我也做得不開心，這幾天一直在想這件事，人到中年，馬上四十了，再不走怕沒有機會了。”當被問到對于公務員辭職現象的看法時，李明（化名）回復道，“以前還沒有那么強烈，但是看到原來出去的兄弟都混得風生水起，心里真的動搖了。”

　　李明的焦慮在公務員系統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隨著法治環境的進步，群眾監督意識的覺醒，陽光工資、住房養老制度改革的實施，公務員職業的含金量已大幅縮水，優越感也日漸喪失。尤其是在反腐高壓與繁重的工作任務下，公務員的性價比陡然下降，讓不少體制內的人萌生去意。

　　盡管深圳市人社局用了“微不足道”來形容這種流動，但數據顯示近年來離職的公務員數量是逐年遞增的，2012年深圳辭職、被辭退及開除的公務員有118 人，2013年為149人，2014年為164人，而2015年更是增加到194人，另外調往深圳市國有企事業單位或市外機關事業單位則有76人。

　　職業瓶頸

　　工作技能難以提升，漲工資無望，社會評價不高

　　李明是深圳某中直機關公務員，工作14年，正科級，目前年近不惑。他說，深圳中直機關至今無車補，地方公務員每年年底多發三四個月工資，四個節日另發五六千的過節費，這些中直機關是沒有的。一年的收入比同級別的地方公務員至少少百分之三十吧，在深圳公務員中處于最低。

　　目前，李明的公務員職業生涯所遭遇的瓶頸，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工作技能難以提升，提升空間狹小，未來無可預期；二是收入不高，短期內漲工資基本無望；三是社會評價不高，職業榮譽感不強。

　　李明表示，入職十多年，覺得自己工作能力沒有太大長進，每天做著重復單調的勞動，沒有太多提高。很多人從進公務員那一刻起，就和自己的專業脫鉤了。“機關并不是外面傳言的那樣悠閑自在，實際上，幾乎每天都是忙碌的，因為事情總是多而瑣碎：看文件，查找資料，核對各種等待審核的公文，寫報告，應對上級無休無止的檢查，接撥各種各樣的電話……”李明說，“雖然多年的生涯讓我掌握了寫報告，寫領導講話的那些所謂經驗、特長，但離開了體制，也就失去了任何用武之地。”

　　此外，公務員的收入不高，短期內漲工資基本無望。2004年，深圳平均房價只有六千，那時候李明的月工資已有七千，足以在深圳買一平方米的住房。以當時收入，八年就可以在福田、南山買一套一百平方米的住房。此外逢年過節，或多或少還有一些過節費、獎金可發。而當時，深圳的保姆保安只有七八百塊，一般白領不過三四千。福田中心區的兩房租金只要2500元左右。那時候公務員的收入和一般白領階層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優越性。十幾年過去，公務員的工資幾乎沒有什么增長，實際收入水平大幅縮水。物價平均漲了三倍，房價飆升了十倍。“以前一個月收入能買一平方，現在半年也買不了一平方。” 李明說，國家雖然提出要給公務員漲工資，但實際執行起來，難度重重，“收入培增”已經成為笑話，近幾年入職的年輕同事，基本不可能依靠工資收入在深圳置業。

　　“廣大老百姓把對官的認識等同于公務員，把仇官仇富的情緒宣泄到整個公務員群體。”李明有些傷感地說，“曾幾何時，這身制服帶給我的是一種榮耀，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征。十幾年后，只要下了班，馬上就脫制服。外出開車走路，從來不敢穿制服，以免暴露自己身份，生怕一不小心闖紅燈，被人上網成為典型；生怕開車發生刮碰，被人趁機敲竹杠”。

　　轉型憂慮

　　不知道離開體制之后還能做什么，心理落差難克服

　　其實在入職之初，李明也算是有點想法的人，早早地考了司法資格，又通過學習取得了法學碩士學位，但在體制內發展得并不如意。近來涌現了一波公務員辭職現象，尤其是幾個身邊的朋友出去之后混得風生水起，讓李明心里產生了動搖。他很清楚，自己已年近不惑，再不走，恐怕很快沒有機會走了。

　　但幾經糾結，李明始終沒有下定決心。原因是多個方面的：一方面轉型的方向未定，沒有想好出來該做什么，也還沒有找到好的去處。另一方面對于個人專業能力也存在擔憂，經過多年機關生涯，到底自己還能做什么，心里沒底。

　　“我是窮二代出身，不像有些人還有家庭父母產業的支持。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壓力不小。”李明說，養老金制度改革具體怎么實施，也遲遲沒有結果。一旦辭職等于一切從頭開始，確實心有不甘。另外，心理落差也沒有克服，加上經濟形勢嚴峻，離開需要很大的勇氣。

　　十多年來，李明身邊有不少同事與朋友，咬咬牙離開了。他們做律師、證券、地產、物流、IT、互聯網、投行、高校老師等等，如今大多都混得風生水起，有不少人成為大所的高級合伙人，年薪過百萬，和李明形成了鮮明的落差，讓李明艷羨。“除了收入遠遠超過公務員，他們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業，主宰自己的命運。而我卻依舊身不由己，為了一份糊口工資做著并不喜歡的事。”李明說，他自認為無論為人處事，當時個人業務能力，并不比他們差，卻依舊在這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浪費著自己的青春。

　　李明認為，在公務員中，像他這個年紀，有辭職念頭的人并不在少數。“想走的往往是這幾類人，一是確實有能力，不安于現狀，渴望獲得更高收入的人；二是入職年限較少的年輕人，還沒有來得及被公務員這個大熔爐同化，還有勇氣跳出去。”李明稱，像媒體此前報道過的廳局級領導辭職下海的，他們單位還沒有，他也覺得應該不會很多。“畢竟在中國，能坐到廳局級領導這個位置上的人，年紀也不小，所掌控的資源也非常多，沒必要冒很大風險再出來。除非確實是新東家開出的條件非常誘人”。

　　成功案例

　　從經偵副大隊長到律所合伙人，從“十佳公訴人”到實習律師

　　在公務員轉型的成功案例中，郭朝輝是其中的一個代表。5年前，公檢法系統還是令人艷羨的工作單位，郭朝輝便在眾人的疑慮中辭去了深圳市公安局經偵副大隊長的公職，下海成為一名專業律師。如今，他已成為廣東晟典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與刑事委員會主任，被西南政法大學(微博)評為首屆“優秀青年律師校友”。憑借著多年的經偵工作經驗，郭朝輝在執業過程中很快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并迅速成為深圳最擅長辦理經濟犯罪類案件的律師之一。

　　盡管辭職之前郭朝輝內心也有過掙扎，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或許他應該感謝當時作出這一選擇的勇氣。郭朝輝告訴南都記者，很多躍躍欲試的體制內朋友，紛紛在私下向他咨詢轉型的優劣。不過，郭朝輝并不認為每個人都適合離開體制，應該綜合考慮個人的條件與適應能力。對于那些決意要離開的人，他也建議不要操之過急，畢竟體制內的經驗與資源積累對于日后的成長相當重要。

　　剛剛離開寶安檢察院一年多時間的楊飛則是李明所說的后面一類代表：年輕，沒有被公務員這個大熔爐同化，有勇氣跳出體制。他曾被評為深圳“十佳公訴人”，現在是廣東君言律師事務所的實習律師。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楊飛直言轉型過程并沒有遇到太多困難，心態轉換也沒有什么障礙，而且在檢察院積累了很多的經驗，也能夠很好地應用到現在的律師工作之中，目前自己對現狀還比較滿意。

　　楊飛決定辭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基層檢察院的工作強度很大，一年平均要做180宗刑事案件，完成程式化的內容，感覺成了“流水線工人”，他希望去從事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則是收入方面的考慮，公務員的收入增長十分緩慢。“剛畢業的時候一個月一萬塊錢還是不錯的，但是三五年之后，如果還是這個收入水平，就與你的期望產生了差距。”

　　“工作方面的變化，雖然在檢察院的工作量更大，但出來后內心的緊張程度其實更強。”楊飛說，你需要不斷地去學習，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同時需要對職業生涯進行規劃，開拓市場與客戶，律師雖然看上去更自由，實際上心理壓力會更重一些。不過，楊飛是個外向的人，他也樂于接受這種變化。

　　在檢察院逐漸成長為業務骨干之后，卻選擇離開，會不會導致出現人才的斷層？楊飛認為，這個問題并不存在，檢察院系統不缺少人才，在招錄時設置的條件都很高。“這兩年，雖然每年我們單位都會離開幾個人，但是從短期來看，不會出現太大的影響。”楊飛說，比如我們那一屆進來了幾十個人，現在離開的只有一兩個人，院里對個人選擇態度還是比較開明的。

　　吸引猶在

　　不想走的分為三類，福利下調等壓力未影響職位的整體吸引力

　　在李明看來，不想走的也可以分為幾類：一是個人能力不突出，安于現狀，混日子的人。這部分人，有不少在房價上漲前買了房，還清了房貸，依靠工資過日子還是馬馬虎虎，走的念頭不強。二是年紀較大，數日子等退休的人；三是做到較高級別，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一定抱負的人。

　　在深圳某市直機關工作20多年的老陳就可以歸入此類。盡管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在下降，但是老陳并沒有產生離開體制的念頭。“以前處級干部的車補有3000多元，現在要降 2000多。”老陳透露，自己原來月工資到手約為1.5萬元，現在除降車補外，還要交養老保險，還要扣稅，預計今年起，到手工資只有1萬出頭。“還好來深圳早，買了兩套房，小孩也大學畢業了。”老陳說，雖然到手的工資縮了水，但還是夠用，對一些沒買房的年輕公務員來說，會比較困難一些。

　　南都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由于車補等福利的下調，及養老保險的變化，深圳科級干部到手的薪水可能下降二三千元，而處級干部則下降四五千元，這也讓一些公務員感到了壓力。但在人社局看來，這些壓力并沒有影響公務員職位的整體吸引力。以數據為例，2011年至2014年，深圳每年辭職公務員數量都未超過200 人，公務員隊伍頗為穩定。

　　其中，2011年，深圳離職公務員156人，被辭退或開除的有幾十人，辭職者五六十人；2012年，離職的公務員有231人，辭職及被開除辭退者有118人；2013年，共有247名公務員離開“體制內”；2014年深圳共有278人離開公務員隊伍，其中有部分調往本市事業單位或市外機關事業單位。2015年，深圳市政府系統（含市直政府機關、區直政府機關及全部的街道辦事處的公務員，不含黨群系統的 6000多名公務員）離職公務員270人。

　　據市人社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公務員離職主要分為辭職、辭退、開除、調至深圳國有企事業單位、調至市外機關事業單位等幾類情形。其中，2015年辭職、辭退及被開除的公務員有194人，約占政府系統公務員的4.84%，調往深圳市國有企事業單位或市外機關事業單位則有76人。

　　離職人數遞增

　　深圳離職公務員156人，被辭退或開除的有幾十人，辭職者五六十人；

　　離職的公務員有231人，辭職及被開除辭退者有118人；

　　共有247名公務員離開“體制內”；

　　深圳共有278人離開公務員隊伍，其中有部分調往本市事業單位或市外機關事業單位；

　　深圳市政府系統（含市直政府機關、區直政府機關及全部的街道辦事處的公務員，不含黨群系統的6000多名公務員）離職公務員270人（其中，2015年辭職、辭退及被開除的公務員有194人，約占政府系統公務員的4.84%，調往深圳市國有企事業單位或市外機關事業單位則有76人）。

　　報考人數減少

　　72846人

　　招錄比為86：1

　　81374人

　　招錄比為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