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慣上課點名的同時,甘肅某高校的賈萌和他的同學們還需要習慣講座打卡。“學院辦的講座是必須要打卡簽到的,學院發簽到卡,每個學生一個學期必須去滿8次,不去的話會扣學分”。
近日,東華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碩博導師陳鏡超在“學術中國”官方微信上發文稱:輔導員的權力常常比導師權力還要大。導師的話可以不聽,但輔導員的話絕對不能不聽。在這篇《中國高校怪象種種》的文章中,陳鏡超教授提及,他的學生曾以輔導員要求必須參加學術報告會為由,毅然曠掉研究生小組會。
婦兒知識大講堂。山西大學張思陽/繪
講座學分在實踐學分中的比例很高
“大一剛進學校的時候,我對大學講座還是很期待的,去聽講座更多考慮的是自己的興趣,沒有考慮學分。”山西某高校軟件專業的張超把兩年來聽的講座作了對比。“理工科學生普遍對思想政治課不感冒,但學院在我們大二的時候用學分來吸引我們參加思想政治講座。”張超坦言,講座學分在實踐學分中的比例很高,一場講座0.05或者0.03分,到學期末可算作實踐學分,他一學期甚至可以憑借聽講座拿到1分的實踐學分,而大學4年只需拿到2分的實踐學分。簽到、簽退成為張超聽每場講座的習慣,對于不精彩的講座他選擇看其他書,下課鈴聲響簽上名字,張超就拿到了這個學分。
同樣遭遇強制聽講座的還有貴州某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大三學生汪澤,對于強制參加的講座,他認為其內容沒有吸引力。“我們學校的講座可全部折合成學分,所以從大一入學輔導員就告訴我們一定要聽講座,不然沒有學分,有時候甚至會強制我們幾個班的同學去聽主題奇怪的講座。”內容大打折扣的講座讓汪澤產生了抵觸情緒,聽講座對他而言變成聽夠要求場次、按時簽到簽退、蓋章拿到學分的“機械運動”。
除此之外,一些臺上的“機械運動”讓汪澤認為這樣的講座成為一種互相欺騙。“講座如果請來校外嘉賓,學院或學校領導會露一下面而后離開。講座時,主講嘉賓對我們在會場上玩手機、看課外書、寫作業等‘自由活動’不會制止,也無交流。我們和領導、主講嘉賓‘各司其職’”。
記者采訪中發現,講座不僅在逐漸綁定學分,其質量與需求不匹配也是大學生普遍詬病的問題。
“有貨”的好講座可遇不可求
趙霞是河南一所高校民生學院藝術與傳媒專業的一名大三學生,參加的最固定的講座項目是學校的名家講壇。每有王立群、程遂營等名家時,現場一定座無虛席,她自己也會成為粉絲團的一員。“但是大部分講座嘉賓并不是專業對口的學術專家,比如‘漫談藝術與人生’主題的講座,內容的個人主義色彩很濃,主講人秀自己人生遠多于談藝術。”這讓趙霞和她的同學常常感到很無奈。
不顧及學生專業水平的講座也讓大學生“敢怒不敢言”,“先進的控制設備和PID算法的應用對我們來說不實用且不接地氣,所以講座結束后我們不會再研究。對我們而言講座的學分很容易拿到,就是到場,純粹為了湊學分。”孫琦補充道。
“有貨”是一些學生形容一場好講座的標準,“貨”的質量與主講人的學術水平有關,也與主講內容的更新程度密不可分。
山西某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王洋很懷念大一聽講座的經歷。他甚至記得自己在聽那場有關“桃花源”講座的時狀態,“跟著張偉老師一起思考、辯駁,我們對桃花源的地址存在爭議,但是這場思辯讓我明白,分析桃花源的內涵要從儒釋道三方面入手。”王洋很得意自己學會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
然而到了大三,王洋發現許多講座內容出現了反復,講座和課堂內容的重復率越來越高。“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一場我們教授作的‘盛唐邊塞詩的崇高之美’主題講座,只是在上課所用PPT基礎上做了幾個字的更改,對于我們聽過的人而言就是簽到以后埋頭于手機。”王洋對教授沒有時間準備講座課件表示理解,但是他認為每場講座都應有意義,否則便背離了舉辦講座的初衷。
規定講座數量不如提高講座質量
當“錦上添花”的講座充電變成一種強制綁定的打卡任務時,張超還是理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在大學期間更注重講座的真正價值,而不是學分這種附加值。”
同樣,賈萌也表示雖然不得不參加一些“形式化”的講座,但是自己還是期待實用且專業性強的好講座。
“老師的講解基本能解答我們對考研的疑問,知道在大一到大三的備考期間要做什么樣的安排和規劃,這場講座在為我們指明道路的同時,也讓老師了解了我們學校的現階段考研狀況。”山西師范大學園藝專業的陳紅曾經聽過一次關于考研的講座,她將這場至今受益的講座形容為“雙贏”。
不僅是學生關注好的講座,講座的主辦方也為辦高質量、有內容的講座不斷探求。面臨拉人強制聽講座的現狀,山西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學術部的干事邢動(化名)搖了搖頭:“如今想要辦好一場講座很有難度,信息爆炸的時代大學生對講座的內容和形式要求很高,講座不僅要與學術結合,又要與社會熱點相呼應,我們深知強制參加會引來罵名。”邢動坦言他們經常會向他人取經,還為此在學院里做過問卷調查,研究如何更好地舉辦講座,吸引大學生主動參與。
陳鏡超認為目前高校講座主要分兩類:一類是心靈雞湯類,例如各類勵志故事講座,這一類講座一般受大多數學生歡迎,但這類講座和學術基本無關;另一類是科普性質的講座,這種講座往往帶有一定的知識性,對聽眾的要求也較高,相對而言學術性較強。
針對這兩類講座,陳鏡超表示不是所有學生都適合搞學術研究,“強迫學生去聽不相匹配的學術講座本身就是浪費,對于不適合自身科研水平的講座,學校應該慎重開設。走不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子,這是不科學的”。
對于學生聽講座參與量化考核的規定,陳鏡超認為完全沒必要,“對于老師來說,不是個個都能做得了講座,有的只能把課本上的東西再搬上去,講座的含金量就可想而知了。對于學生來說,有些為了湊數就開始動歪腦子,譬如替簽到、拖關系蓋章等,規定講座數量的出發點是好,但治標不治本,提升講座質量才是關鍵”。
陳鏡超建議高校講座在宣傳時,應介紹清楚講座內容、適合的聽眾對象,讓學生自主選擇要不要去聽。在講座中,主講人要少講多交流,真正適應聽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