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成本分擔機制上,廣州市實行市區分擔,市財政對區財政進行獎補,“如果區里完成目標好,市財政的補貼就多。如果達不到50%的基準線,市財政一分錢不給,全部由區財政負擔。”
“天河區不缺錢,缺地。”汪明徽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今年天河區專門為積分入學作了2100萬元預算,按照可能報名的極大數來算,但實際只用了300多萬元,“公立學校不用新增投入,新增的投入只是用來購買民辦學位。”
購買民辦學位解決積分入學,這也是天河區的一個特點。“全部都用公辦學校來解決不現實,只能通過政府購買民辦學位的辦法。”汪明徽說,今年天河區累計向民辦中小學購買了539個學位,小學生每年補貼5000元學費,補貼6年,家長能節省3萬元開支,初中生則每年補貼6000元學費。
在汪明徽看來,目前資源緊張的矛盾還很突出,積分入學采取類似高考的排名方式,只能是現階段的一個無奈選擇,但未來會逐步擴大覆蓋面,“目前只能解決50%的外來人口入學需求,但廣州市的規劃是在2020年左右達到60%~70%的水平。”
比普通學位更緊張的,是名校學位。事實上,租購同權引發的最大想象在于,租房也能上名校,但多數受訪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有了操作細則,名校學位仍然會一位難求。
“廣州市按照國家要求,取消省級重點、市級重點學校的掛牌已經有很多年了,但在家長心目中,這個觀念還在。”汪明徽坦言,就像一些品牌的饑餓營銷效應,很多家長認為,某個學校過去是省一級重點學校,而且很難進,再加上學校管理規范一點,就肯定是好學校,“現在從來不公布期末考試數據,你怎么知道哪個學校好呢?”
不過,名校學位在家長心目中,仍然有非常強大的號召力,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學區房的價格上。
“越秀區,以廣州市教學資源最強的越秀區東山口板塊為例,平均每個學位房會有26個左右的有效買家來競買。”廣州鏈家研究院院長周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里匯聚了署前路小學、培正小學、農林下路小學、培正中學、市七中等多所以前的省一級學校。東山口地鐵站上蓋的東山錦軒,樓齡有16年,二手住宅成交價是7.3萬元/平方米,買一套住房連稅費的總價至少要700萬元,可以入讀署前路小學。而附近龜崗板塊的啟明一馬路的樓梯房,是上世紀50年代的產物,樓齡超過60年,今年的成交價也在7.05萬元/平方米,總價達540萬以上。這還不是總價最高的板塊,在天河區的珠江新城板塊,能入讀名校的單元房,基本要1000萬~1100萬元/套。
在周峰看來,不少媒體將租購同權誤讀成“租客子女可以和持有房產者的子女獲得同等機會入讀省級小學”。實際上,這里所謂同權的“權”,應該是能獲得分配入讀小學的權利,但不是和擁有房產的本地戶籍客戶同等的優先權。
“你每年花幾萬房租,孩子就能和別人花幾百萬買學位房的上同一所學校,那別人會怎么想?”一位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教育局同意,學位房家長也不會同意。
教育學者熊丙奇撰文認為,“在學區房熱高燒不退的現實中,租購同權只是幻影,或者說只是房屋租賃市場的一個炒作點。”
另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在于,目前的學位安排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規則,即使租購同權,要改變的可能性也不大。
以廣州市的老城區越秀區為例,一所前省級小學每年提供的學位大概在200~250個之間,一般都是優先把指標給招生地段內的“有房有戶者”,在遇到招生名額大于當年適齡“地段生”數量時,入讀名額會出現空缺,才由其他“不完全房產戶”“隨祖輩”“隨非直系親屬”“租戶”“集體戶”“拆遷戶”等依次輪候補充。
廣州市民陸陽的兒子去年剛讀一年級,就讀越秀區華僑外國語學校,這是一所創辦于1955年的市級重點學校。為了確保孩子上學,陸陽從幾年前就開始物色學區房,最終選定了華僑外國語學校周邊的淘金華庭小區。
“當時的招生政策寫得很清楚,首先確保父母占有完全產權的子女,其次是隨祖輩入學的子女,而且要求父母名下不能在別的區有房產。”陸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至于積分入學就讀這個學校,聽說過有這個政策,但從來沒有見到過。
“名校的學位,一般排到第三順位,也就是隨祖輩入學,就已經占滿了,基本不可能排到租戶上。”周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有了租購同權,依然要順位往下排,“名校學位太少,只能優先滿足有房的,還是買房的客戶才能保證子女百分之百進去。”
周峰預測,此后將要出臺的細則,應該不會采用“一刀切”的辦法,而會實行“一區一策”,估計仍會先在郊區,特別是教育資源差距不太懸殊的板塊內試驗,待積累了足夠的成功經驗,才會逐步向市中心區過渡,“很難在越秀區實行,如果不能供應這么多學位,就很難做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