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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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種禮遇,博士們卻有些戰戰兢兢。他們認為,自己能通過讀書走出鄉村,存在著偶然性。
屈婷覺得,“學習好”像是自己一種保持很久的習慣。
屈偉員起初斷定女兒“不是讀書的料”。女兒成績越來越好,幾乎沒有讓他操過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兒聰明的兒子,最初成績不佳,讀高一時在班級排名倒數。被叫到兒子寄宿的學校去開家長會,屈偉員火了。“你要么讀好,要么不讀,不讀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偉員跟兒子說,“反正有你姐一個了,你姐讀書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電腦。”
自此,屈強強的成績一路上升。屈婷一開始以為這是父親的激將法,后來發現不是。“他就是這么想的,因為家里挺困難的,反正有一個已經讀出來了,你讀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讀我也不強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長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覺得,父親最終培養出兩個大學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淪,放棄讀書,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她少年時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竊、搶劫等問題坐牢。她認為,或許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種好強的“自證意識”,而這種意識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她在城里讀書時,一位老師曾因她是農村小孩而懷疑她考高分是作弊,這令她感到一種極大的屈辱感,“憑什么不相信我能考這個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證明的一個意識。”
但在這種“自證意識”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讀書對一個人的意義。對另一位博士屈維意而言,連考大學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
屈維意當初被送去讀高中,只是因為“太小了,打工可憐”。那時,村里流行“讀書考中專,拿個鐵飯碗”,而“上高中還要花錢”,并不劃算。
考中專落敗后,1.65米高的屈維意去工地上挑磚頭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爛掉了。父親心疼他,供他讀高中,本意是讓他過兩年長大一點再去打工。
高中讀了不到兩個月,屈維意就想要輟學。讀高中要去鎮上,父母耗重金為他買了全家唯一一輛新自行車,他卻弄丟了。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給他做工作,講一個女生自行車被偷后發奮讀書、最后考上大學的故事。他決定發奮,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學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還有大學這個東西,不知道讀高中后是考大學,因為從來“沒有人給你信息”。
講起曾經的經歷,屈維意覺得“又殘酷又神奇”。今天,當他在大學里講起這些時,學生們驚奇不已,大家無法理解,自己的大學老師竟然曾連大學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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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求學歷程幾乎是博士墻上那些人的共同記憶。他們并不知道,讀書、考大學,是干什么、為了什么。
聽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墻,屈婷覺得以此作為契機,進一步帶動村里的小孩子讀書是一件好事。畢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經不會出現因貧困上不起學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發小孩子學習的動力。
今年年初,村里請屈婷為村里的小學生講課。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題定為了自由。課上,她問他們有什么目標,一個小朋友說想去法國,屈婷問她怎么才能去。這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想了想,給出的答案是好好學習,還要學法語。還有幾個活躍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還是要打開他們的世界。”屈婷覺得,對小孩子們來說,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喚起他們自發學習的動力,教育不是灌輸,不是考高分,而是喚醒,是點燃。
2017年,當地一位小學校長托人找到屈偉員,請他給全校400多名家長“傳授教育經驗”。屈偉員趕緊聯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兒,“我要講什么,女兒快來幫忙!”屈婷為父親寫了8頁講稿,讓他帶著去演講。
以前,屈婷和弟弟經常成為村民們教育自家孩子的樣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兒童,怎么成績就那么好?”這次,她以父親的口吻,回應那些長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讀出來不是因為自由生長,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會有一方回家,保證孩子不會在關鍵時期缺乏愛和陪伴。她以貪玩的弟弟為例告訴家長,應當在發現孩子天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適當引導。
兩年前,羅洪浪和羅洪濤兄弟倆被村干部邀請,以“開學一封書信”的形式與家鄉的孩子互動。
他們在信中這樣鼓勵家鄉的小孩:“一個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來給社會給家鄉作貢獻,恰恰是我們從小養成的奮發向上和吃苦耐勞等品質,而非物質條件起作用……農村的成長經歷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村里的孩子羅慧慧正在城里讀中學,學校組織學生觀看介紹博士村的視頻,激勵全校同學,“鄉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們怎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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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屈婷感覺到,家鄉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個親戚咨詢她,讓不讓孩子去讀免學費、包分配的師范學校,屈婷很驚訝。這個親戚暑假給孩子報學習班就能花好幾萬元,顯然不是為了省錢。她了解到,選擇師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當老師穩定,壓力小。”
相比博士墻上的那26人,村民們感慨,這幾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學生越來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卻沒有一個進入“211”和“985”重點大學。一位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樣的環境,以同樣的方式學習,他肯定考不上清華了。
距離博士墻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學,這幾年硬件逐漸改善,土操場鋪上了塑膠跑道,學校配備了幾十臺計算機和一架鋼琴。這個有著200多名學生的小學共有12位教師,每個教師平均一周要教15節課。“音體美教師還沒有配齊。”校長無奈地說。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人都開始把小孩送到縣里讀書,在村里教書的老師們也給自己孩子報了課外輔導班。
從墻上陳列的26名博士簡介里能看到這種變化:年齡較小的幾位博士已不是成長在秧田的農村娃,他們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讀書,有的從出生起就已經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學生羅妮在鎮里排前幾名,考入縣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學后,卻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這令她一度沮喪。班級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們入學成績都比她低,卻在入學后輕而易舉超過了她。她不明白這是為什么,“看他們也不努力,還會玩手機。”
羅妮的父親曾請市里的高中老師吃飯,老師坦承,很多學校寧愿招收生城市學生,也不愿意收農村學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礎更好。
梯度是一級級排列下來的。作為一個縣級市,與長沙市的名牌中學相比,當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兩人考上清華或北大已經是新聞。
在田家炳中學,老師在課堂上會播放河北衡水中學的跑操視頻,同學們被這個學校的學生跑著去吃飯、等飯時還要隨身攜帶紙條的“瘋狂”所震撼。
羅妮也想成績更進一步。她很納悶,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來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農村同學晚上打著手電筒看書,卻一直在班級倒數?
村民們開始傾向于為孩子做一個更穩妥的選擇。羅嬌是本村讀書最好的學生,本可以去鎮里讀最好的高中,但母親說服她報考了省內一所師范學校,“現在大學生好多,工作不好找,這個穩定一點。”
羅嬌曾猶豫不決,她想考個好大學,但爸爸跟她說理想很美好,沒有幾個人能實現,“就跟做夢一樣”。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學生讀了師范院校,都是鎮上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會選擇這條路。羅嬌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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