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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墻上那句“知識改變命運”的標語,也遭遇了沖擊。
鎮上的中學教師鄧輔仁,教過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訪,發現有些家長認為讀了大學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賺錢,對供孩子讀書不那么重視了。“我跟家長說,你就是打工,你讀了大學也比沒讀大學的工資要高。”
對照是明顯的——村民們總將博士墻與村里的另一面墻“公德墻”作對比。公德墻是在博士墻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遠,同樣的高度。“上墻”的12人由村民公投選出,都是回報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資數額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簡介下寫著:為修橋、修路、擴建學校等公益事業樂捐120萬元。
一些博士認為,雖然村民們很重視博士,但對這個群體實際不怎么了解。屈維意說,農村很多人認為的“有出息”就是能賺到錢。“他們說,屈博士讀那么多(書),帶領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議共同捐款修族譜,親戚們自然地認為他有義務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錢。
另一位博士曾聽見鄰居說,“(博士)畢業出來肯定得年薪百萬!”
“讀書要變現,要么當官,要么賺錢,要么就白讀了。”盡管相比其他村子,家鄉已足夠重視教育,但屈婷發現,在這層重視下,人們仍把知識作為一種手段。
屈婷已經不記得大學第一志愿報的什么,考入南開后,她被調劑到哲學系,一路讀博,走了一條“最簡單的路”。弟弟屈強強所去的東北大學位于沈陽,他去該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鵝毛大雪。屈維意則稀里糊涂報考了武漢的一所軍校,因為班主任告訴他考軍校免學費——他沒想過,也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其他選擇。
考入大學后,屈維意學習航海儀器工程專業。漫無目標的他聽說一位學長保送了研究生,他驚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說就是有一個更高的學歷,比大學生還好。”屈維意于是給自己定下目標。
他很順利地保送讀研。就在他準備繼續攻讀本專業時,一位學長跟他講:“搞什么技術!你看那些搞指揮的,當個團長就有專車了。”
“人家說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沒有辨別能力,其實我對指揮技術完全不懂。”屈維意放棄了本校保研,轉到另一所軍校讀航海指揮方向。直到后來,他才發現自己錯過了一個多么好的機會——被譽為“中國電磁彈射之父”的馬偉明院士當時是系主任,要挑一個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來有機會跟著馬偉明深造。當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維意遺憾地說,“那時候(讀指揮)完全是錯誤。”
像是一種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沒有清晰的意義指向,沒有前人的經驗可借鑒,也沒有準確的自我認知和規劃,屈婷把他們的這種狀態理解成“相對不自由”。一位同年級校友的經歷讓她很觸動。這位校友高二時便跟隨父母去歐洲游學,選擇讀南開是覺得個人性格太浮躁,與南開沉穩的校風互補。選擇英語專業是因為知道一個國際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語言工具,大學期間,校友又選修了國際貿易,畢業后如愿進入一家投資銀行。
“這就叫自由。經過選擇的叫自由,沒經過選擇的不叫自由。”屈婷覺得,校友是領著命運走,而她,是被命運推著走。
小學二年級時,喜歡讀書的屈婷從父親那里得到了瓊瑤的言情小說《水云間》,讀得津津有味,后來她才意識到這類書籍并不適合小學生。父親沒有這個意識。她轉念一想,自己還算好的,很多農村孩子一本課外書都沒有,而她還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記》。
這些讓屈婷反思,在農村,即使重視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讀書是為了有更好出路”一層。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環境的遠見不現實,愿意供子女讀書就已難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開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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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屈婷堅信讀書仍是正確的選擇。她想讓家鄉的人明白,盡管農村孩子會受到原生環境的限制,盡管不是每個孩子天生會讀書,盡管讀了書也不一定能掙大錢,但每個人應該去盡量爭取受教育的機會。
屈婷有兩個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沒上過大學,但都接受了教育,一個高中畢業,一個讀了技術學校,“我伯母掏錢供他們讀。這就叫重視教育。即便不知道將來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學習。”兩個哥哥在教育子女上達成共識,即使是做生意,讀過書的人也比沒讀過書高一個層次。
“讀書仍是農村孩子改變自己命運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徑,努力讀書、讀好書就是大多數人應該做到、爭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這對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講稿中這樣寫。
走出去的博士們開始傾盡心力,培養自己的下一代。屈維意買了最好的學區房,“咬著牙也得買”。屈婷則為孩子報了音樂班,讓因20元不能報畫畫班的事情,不會在女兒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勞動力外出務工。這幾年,村里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閑的體育館,也有供孩子們打球的籃球場,堪比一個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區,但這里更適合養老。如果村民留在家鄉,只能選擇種植水稻和煙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織布廠打工。村里的年輕人為了賺錢走向全國各地,最遠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黃心瑤的媽媽在村里務農15年,在田里多年沉積的濕氣令她手痛難忍,“實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鎮上賣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當地織布廠上班,一年只能掙到兩萬元。
“應該把資源集中起來搞集體經濟。”屈維意在大學做過水庫庫區移民的研究,回鄉時,他對村干部建議,要扶持個別人帶頭做產業,以讓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謀生選擇。
最令屈婷憂慮的仍是家鄉的教育問題,“沒辦法,只能一點點去突破。”她還想過,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書。
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筆教育基金,20多萬元,都是從村民處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說,希望這筆錢能用在激勵小孩讀書上,不是讀到博士才給獎勵,而是給從小成績好、有特長的“潛力股”。
博士墻設計時,博士們發回的圖片風格并不一致,有人穿著學位服,有人仍是便裝。村民們將這些照片和人物簡介區域的底色確定為不易脫落的銹紅色,然后將圖片一張一張粘在板子上,再釘到墻上固定。每個人都希望,在風吹日曬雨淋侵蝕下,墻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點,村里的孩子放學回來,每天都能看到。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尹海月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