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瀏陽秧田村博士墻：26名博士和176名碩士 激勵孩子讀書

　　秧田村用一堵兩層樓高的墻面，展示它當下所珍視的東西：墻上是村子迄今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校名。

　　博士墻

　　自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以來，湖南省瀏陽市沙市鎮這個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個孩子考出了農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碩士。這是村民們引以為豪的。

　　幾年前，秧田村時任村支書羅澤及提議在村里立這么一面墻。他和其他村干部四處選址，選定了村口處一戶人家樓房側面的墻壁，這樣可以“省一點資金”。

　　他們去與房主商量此事，對方答復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墻邊原本是這家的茅廁，為此貢獻出來，改作綠地。

　　村干部鄭重其事地委托鎮上一家廣告公司設計墻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舊的墻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個大字：博士墻。

　　在羅澤及眼中，博士是一種“文化資源”。他的設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讀文化”，并激勵村中孩子讀書，甚至以此作為村子發展的支點。

　　他很滿意這個位置——在必經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學近，且周圍好幾戶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費3萬多元去省會長沙買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將從網上下載的這位教育家的簡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

　　羅澤及認為，孔子是古代的一個文人，立在那兒“有文化氛圍”，“希望孩子們能像博士們一樣，讀好書，出大才。”

　　在博士們的頭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裝飾的大字——“知識改變命運，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讀傳承”。

　　這些話都是羅澤及設計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種，養家，供養后輩上學。

　　在村里工作26年，他親眼看到，在一個普通的村莊，一批批農村孩子如何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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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墻上的那些主角，早已遠離家鄉，有的在大學任教，有的下海創業，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務區擔任公司高管。

　　如果沒有這面審美奇特的墻，秧田村實在是很不起眼的村莊。秧田村地處瀏陽北鄉，整個瀏陽市分為東、西、南、北四鄉，南鄉盛產花炮，西鄉有花卉產業，東鄉有林業資源，北鄉只有世代耕種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養孩子讀書的目的可以簡化為：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黃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賣苦力。

　　對村民屈偉員而言，供兩個孩子上學，就是希望他們畢業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偉員的女兒屈婷是那面墻上的第一個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開大學，一直讀到了博士。畢業后，她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她的弟弟屈強強則考入東北大學，成為公務員。

　　他們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剛上小學的20世紀90年代初，父輩們開始進城打工——中國這場涉及幾億人的城市化進程至今仍在繼續——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兒童。

　　“我們是最早感受城鄉差距的一代。”屈婷說。

　　她跟著父母在城里生活過，當其他農村孩子還在用洗衣粉洗衣、洗頭、洗澡時，她已經可以拿到一小袋洗發露。

　　從城里回村時，她帶了一卷白色衛生紙，結果一些同學各卷了一點回去珍藏——那時，村里的同齡人還是用舊作業本的紙張做手紙，不認識衛生紙。

　　屈婷還是當時同學中唯一吃過冰淇淋的孩子，后來她承認，那段經歷在她身體里埋下一顆種子，“不甘心一輩子在農村這么待下去”。

　　她也體驗過打工子弟與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記得自己想參加一個繪畫班，一學期費用20元，被父親拒絕。20元相當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對于同一面墻上的羅洪濤、羅洪浪兩兄弟來說，刻苦讀書只是為了不再種地。羅洪浪對幼年的深刻記憶是，村民們白天農作，夜晚織布，直到午夜，整個村莊仍然不眠，家家戶戶傳來的，都是“咚咚咚”的織布聲。放學寫完作業，兄弟倆還要給做篾匠手藝活兒的父親打打下手。

　　學校硬件設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墻四面漏風，學生的手腳常生凍瘡。村里電壓不穩，電流時斷時續。寒冷的冬夜，半夜醒來發現有電，兄弟倆要爬出被窩寫完作業。夏日更加難熬，為了省鞋，赤腳走路，腳底會被曬熱的石板燙起水泡。

　　在中國還沒有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年代，他們的父親羅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種田、織布、做篾匠換來的鈔票放在一個布袋里，等到開學，讓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時還需舉債。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讀書的父母是一種幸運。那時，一學期3元學費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數。羅洪浪是他同一屆學生里唯一讀書走出來的人。他的同班同學黃立平，成績僅次于他。因為媽媽過早離世，還有兩個弟弟要照顧，黃立平不得不輟學。兩人的命運從此分野。

　　公德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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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起那面墻上的昔日同窗，黃立平十分感慨。他當時并不知道，放棄求學，會把自己和別人都沖向不同的軌道。

　　他仍在家里務農，把希望寄托在女兒黃心瑤身上。黃心瑤在村里讀小學五年級，拿到的獎狀貼滿了家里一面墻。黃心瑤的媽媽武艷姿在當地織布廠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學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個。小妹成為武艷姿督促女兒讀書的樣本，“車子都是寶馬，每次給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幾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賺不到什么錢。

　　作為一名小學生，黃心瑤覺得這面墻不怎么好看。坐著媽媽的摩托車去上學時，她每次都會經過這面墻。

　　有一天，她跟媽媽承諾，一定發奮學習，“到那時候博士墻上會有我的名字。”

　　墻上的那些名字，標志的不僅是個人的學業，還是一個家庭的體面。這些農村孩子從大學畢業后，會直接帶來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

　　屈婷博士畢業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偉員參與了設計，將原來破舊的土磚房改建成了一棟“現代”的小樓。

　　這樣的小樓在如今的秧田村尋常可見。在村民們看來，修繕一新的樓房意味著家里“出了讀書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書王豐和就在村民大會上總結過，“哪一家出了大學生，哪一家的生活環境就得到了改變。”

　　為了鼓勵小孩讀書，每年高考成績揭曉，村干部都會帶著400元獎勵金，去每個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家里道賀。去年，村里將獎勵金提高到1000元，范圍也擴大了。產生博士的家庭，門前還會被貼上一個“書香家庭”的牌子。

　　考上博士的家庭會被加送一塊“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這樣一塊匾，屈偉員將匾掛在客廳，進門即能看見，幾個大字印在一張紅色的紙上，裱在一個1米寬的金色外邊玻璃框里：“恭維（意為恭喜——記者注）屈婷同學榮獲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