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動癥兒童遭同學家長驅逐 學校為他設單人教室

　　這是一間特殊的教室：沒有講臺，除了一個移動的小黑板，幾根粉筆，幾乎找不出任何多余的教具。8歲的浩浩（化名）是教室里唯一的學生，他赤著腳，把鞋踩在腳下，兩腿頻繁地變換著姿勢。

這是一間特殊的教室：沒有講臺，除了一個移動的小黑板，幾根粉筆，幾乎找不出任何多余的教具。

　　8歲的浩浩（化名）是教室里唯一的學生，他赤著腳，把鞋踩在腳下，兩腿頻繁地變換著姿勢。他不停地晃動課桌，圓珠筆、尺子噼里啪啦地散落在地上。因為有時會撕扯紙張，他的新課本已經變得皺巴，作業本也殘缺不全。

　　浩浩的父親劉軍（化名）坐在兒子的身旁，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緊皺的眉頭一刻都未曾舒展過。他用力地摁下想要起身的浩浩，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

　　這是劉軍陪讀的第3個年頭，在此之前，浩浩一直隨大班上課。因為浩浩的“好動”，從入學第一天起，劉軍便時刻陪在浩浩身邊，“哪怕是上廁所也要跟著”，生怕與別人發生沖突。

　　課堂上，劉軍要保證浩浩亂叫時能及時捂住他的嘴巴，亂動時摁住他的雙手，測試時他會默默地把浩浩帶到操場，讓他獨自在乒乓球臺上做題。這位父親為了讓兒子留在這個集體，“幾乎用盡了一切辦法”。

　　即便如此，今年8月底，班里20多位學生家長還是聯名要求學校把浩浩趕出教室，“不能因為他一個人，就不顧其他孩子的學習”。

　　這不是浩浩第一次受到排斥，早在2013年入學前，家長們就曾組織起來，堵住學校大門，阻止浩浩和劉軍進入校園。

雖然學校最終頂住了壓力讓浩浩隨班就讀，但家長們的抗議卻從未停止。

　　“最頻繁時一些家長代表一個星期來學校三次。”武漢市積玉橋學校的校長祝正洲說，“為了浩浩的事，他們甚至到教育局、區委上訪。”

　　巨大的壓力也涌向了劉軍，這個43歲的男人已經有些駝背，浮腫的眼泡讓他看起來十分疲憊。

　　兩年間，這個身高1.77米的漢子和31個喜歡搖頭晃腦朗讀課文的小學生一起上課、生活，成為班里最不和諧的一員。有時學校組織家長觀課，他甚至不敢對視窗戶外的幾十雙眼睛，“家長那種眼神，恨不得把我殺死”。

　　有時劉軍在課堂上小聲教訓違反紀律的兒子，也會得到老師“客氣”地提醒：“請你們二位注意點，不要影響其他同學。”

　　這讓曾在老家做過中專教師的劉軍感到尷尬、羞辱，但兩年的陪讀，他學會的最大法則就是沉默。

　　“不討厭我們，不趕我們出去就很好了”，劉軍使勁用手指壓住眼睛，再用力抹去還未流出的淚水，露出泛紅的眼眶說。

　　到了關鍵的三年級，家長們決定不再讓步。經過數日的拉鋸談判，學校提出的折中方案最終被接受：浩浩的語、數、外三科在另外開設的教室里單獨教學，其他課程仍跟隨大班上課。

新學期伊始，盡管哭鬧著不愿離開他的三（3）班，浩浩最終還是來到了這間只有他一個學生的教室。

　　新教室原本是位于教學樓四樓角落里的心理輔導室，浩浩上課的地方是里屋的游戲室。與掛滿同學們的繪畫、書法、值日表和獎狀的大教室不同，浩浩的教室顯得有些單調，天藍色的墻壁干凈得幾乎空無一物，門口擺放著一個游戲沙盤，角落里一張鮮紅色的沙發格外顯眼。

　　學校為浩浩重新制定了課表，單獨安排了三位老師，副校長李海強甚至為他設計了一種新的教學方式：聊天式教學。

　　可無論老師用何種方式引入話題，都影響不了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浩浩。老師站在一塊簡易的黑板前，每講一句都要呼喊幾次他的名字，他會低著頭自顧擺弄鋼筆，也會突然起身跑到墻角坐到沙發里，或者到游戲沙盤旁擺弄玩具。他有時也會拿出自己的課外書——《食物營養與配餐》，仔細研讀起來，這是唯一能讓他安靜下來的事情。

　　老師不停地變換著臉上的表情，一會兒細聲哄勸，一會厲聲警告，好不容易把浩浩的注意力拉回了課本上。

　　可課文讀到一半，他又忽然大喊：“我要回三（3）班，否則就退學。”

　　在浩浩的呼喊聲、老師的講課聲、桌椅的碰撞聲和爸爸的呵斥聲中，45分鐘的課程變得漫長起來。

　　“就像喂一個不愿吃飯的小孩，很累，但現在還能承受。”老師坦言，不知自己能堅持多久。

　　下課鈴終于響起，整座校園都沸騰了，外面走廊里傳來同學追逐打鬧的聲音。一些好奇的孩子會闖進浩浩的教室，這時躺在沙發上的浩浩會突然起身，盯著闖入的孩子向前挪動腳步。不等浩浩接近，這些孩子就會轉身跑開，離開這個不屬于他們的“禁地”。

　　浩浩的單獨教室離三（3）班只有大約50步的距離，但他與同學們的精神世界正拉開得越來越遠。

一名同學說自己并不討厭浩浩，只是“爸爸媽媽說他有病不治，不讓我跟他玩”。

　　當被問起誰是浩浩最好的朋友時，有同學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沒有朋友。”

　　幾個曾經跟浩浩說過幾句話的“最好的朋友”，也忽然在某一天后不再理睬他。

　　不知什么時候，講臺上的座次表上，浩浩的名字被人摳掉，留下一個顯眼的窟窿。

　　但在劉軍眼里，兩年的大班生活已經讓浩浩改變了很多。

　　“一年級時他還經常大喊大叫，二年級時他已經學會了遵守一些規則，基本不會影響其他孩子上課了。”

　　只是這些都不能阻止那道他與“正常孩子”間越筑越高的圍墻。

　　因為在早期回答問題時大聲喊叫，后來就算按順序回答問題時，任憑他高舉雙手，浩浩也會被自動跳過。

　　直到有一天，他告訴爸爸：“我被拒絕太多次了，以后再也不舉手。”

　　曾經有一位比較照顧浩浩的體育老師，浩浩課上課下都會拉著他的手，一步不離。有一次體育老師剛走進教室，浩浩突然站起來大聲喊：“黃老師，我愛你！”從未流露過感情的浩浩終于有了感知愛、表達愛的能力，這讓劉軍感到無比欣喜。

　　可教室里另外一名老師卻輕蔑地笑了笑反問道：“他還會說我愛你？”

　　“這兩年我和浩浩經歷了太多無奈，但我們也不能要求太多。”劉軍低著頭說。

　　幸運的是，這些疏離和拒絕都未影響到浩浩的成績。他小學一年級便能熟讀六年級的語文課文，即使在艱難的單班教學中，浩浩的數學課進度也已經領先了普通班級兩個單元。

　　他對知識的理解似乎有著異于常人的能力，他喜歡看法律類的圖書，有時劉軍打他，他就會把《刑法》里“故意傷害罪”的內容背出來，指責爸爸打人犯法。

　　這讓從教20多年的李海強感到興奮，他們想盡學校最大的能力來驗證一個命題：像浩浩這樣不存在學習能力問題的特殊的兒童，到底適不適合在普通小學接受教育？

　　一項可怕的數據縈繞在李海強的心頭：近幾年的調查顯示，我國學齡期兒童多動癥的出現率約為4.31%到5.83%，換句話說，我國目前大約有2000萬的學齡期兒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多動癥。

　　其實，積玉橋學校不遠處就有一所專門接收特殊兒童的學校，只是那里的學生大多都有智力障礙，學校的教學也主要是培養他們基本的生活技能。

　　“我們不能讓浩浩到這樣的學校去學習怎么穿衣服、怎樣系鞋帶。”李海強篤定地認為浩浩不應該簡單地被歸類為“特殊兒童”，被普通小學教學教育拋棄，進入“特殊教育學校”。

　　一家當地媒體報道浩浩的經歷后，一星期內就接到了十幾個多動癥兒童家長的求助電話，這些孩子有的直接被學校拒收，有的在入學數天后被學校要求強制休學。

　　在被高樓包圍的積玉橋小學里，浩浩的教室成了整個武漢市，甚至全國不多的一小塊試驗田。

　　進入積玉橋學校之前，浩浩也曾被多所小學拒絕。校長祝正洲仍然清晰記得浩浩來報名時，劉軍那句讓他無法拒絕的話：“不要求浩浩學習成績多好，只要他能正常地活下去。”

　　就這樣，盡管浩浩的家不在積玉橋學校的學區，祝正洲還是接收了他。

　　因為家離學校比較遠，別的孩子都能三五搭伴步行上下學，劉軍卻每天騎著電動車載著浩浩，在一條狹窄的、擁擠的、充滿魚腥味的市場里走走停停。

　　浩浩的家在一間臨街的破舊樓房里，白天即使關上窗戶也能清晰地聽到外面汽車的喇叭聲和商戶擴音器里的叫賣聲。房子沒有客廳，推開門便是媽媽的臥室，報紙和廣告海報貼滿了半個房間，但仍無法完全遮蓋已經成片脫落的墻壁。里屋是浩浩和爸爸的房間——一張硬板木床、一張堆滿雜物的書桌、一個已經關不上門的衣柜。一臺40英寸的電視機，幾乎是這個家庭最貴的家當。

　　劉軍和妻子曾做過一些小生意，“雖然掙不了大錢，但維持三口之家沒什么問題”。浩浩出生后，問題愈發明顯：發音不清晰、不停地亂動、注意力不集中、眼神游移不定。

　　浩浩一歲半時，劉軍夫婦開始帶著他輾轉在多個城市看病，購買的有關兒童自閉癥、多動癥的書籍已經塞滿了柜子。

　　浩浩上學后，劉軍轉讓了店面，開始24小時照顧浩浩，“就像他的影子一樣”。

　　家和學校，這幾乎是浩浩的全部世界。因為擔心浩浩在外面惹事，劉軍在門上加了一把鎖，“一不留神他就往外跑”，浩浩一共跑出去過4次，其中一次甚至坐船過了長江，從武昌跑到了漢口。雖然每次他都能自己回家，但為了安全，劉軍寧可把他與外界隔離。

　　看到爸爸拿出啤酒，浩浩鬧著自己也要喝一瓶。或許是在外面壓抑太久，失去耐心的劉軍很快爆發，對著浩浩的屁股捶一拳，又馬上把浩浩摟在懷里把他的眼淚擦干。

　　劉軍偶爾也會拿一些開心的事安慰自己。幼兒園時，浩浩曾完整地表演過一場集體舞蹈，這場表演的錄像，劉軍和妻子經常拿出來觀看。

　　二年級的一次班會中，別的同學都說自己要當工程師、醫生，或者科學家，但浩浩卻說自己的理想是“當大老板”。他告訴爸爸，自己有錢后，等爸爸媽媽老了，就能養他們了。

　　講述這兩件事時，劉軍露出轉瞬即逝的笑容。

　　雖然空間狹小，客人來了甚至只能坐在床上，但浩浩仍能在兩個房間里來回穿梭。他一會兒在書桌上把白紙剪成豎條，一會兒又抄起一本厚厚的法律工具書，躺在床上讀起來。

　　不一會兒，浩浩又從床上坐起來，寫下一副歪歪斜斜的對聯，貼在房間的門上：爆竹聲聲除舊歲，祝小劉升學快樂。

　　就在前一天，浩浩剛剛跟三（3）班的同學照了集體照。照相時他少有地盯著鏡頭，眼神沒有游離，開心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