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農村青年教師成“考試專業戶” 只為進城

候鳥式工作生活：住在縣城，工作在鄉鎮

　　農村學校在被加劇從村落社區中抽離出來的同時，承擔教化農家子弟重任的教師也愈來愈遠離農村，除了他們所服務的部分學校暫且位居于鄉鎮之外，他們與村落鄉土社會毫無關系。

　　筆者對四川省芥縣和重慶市D區的田野調研中，發現兩縣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后，教學點和村小全部被撤銷，以前位于鄉鎮中的小學和初中合并變成了九年一貫制學校。在筆者所調研的9所九年一貫制學校中，除了管理學生日常住宿的幾位德育處老師和生活老師暫時住在本鄉鎮，其他所有老師都住在縣城，每天早上統一乘坐學校租賃的車輛到位于鄉鎮中的學校工作，下午又統一坐車回縣城。

　　筆者調研的很多縣都實施了農村教師周轉房政策，周轉房主要建于縣城和鄉鎮之中的校園內。這種農村教師集中居住政策確實穩定了教師隊伍，解決了居住難題，但也同時進一步將農村教師與外在的村落社會相隔離，農村教師的生活圈自我內化與封閉化。

　　四川芥縣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4位年輕老師（其中一位是服務期滿留在該校工作的年輕特崗教師）告訴筆者：

　　“學校里年紀大點的老師基本在縣城都有房子，就我們年輕老師沒有房子，比較麻煩。現在學生越來越少，有空出來的學生宿舍，我們在這些宿舍里臨時住一下，當然都希望住在縣城里。

　　我們當然希望上面領導（教育局）給老師修建的周轉房建在發達一點的地方，最好是縣城，這樣生活也方便一點。雖然我們都來自農村，但畢竟都在城鎮讀的高中、大學，早就習慣城鎮生活了。盡管目前我們在農村學校工作，但不想在農村住，父母在村里都覺得沒有面子，更不要說我們自己在同學和朋友面前的感覺了。”

　　這種候鳥遷徙式的日常工作生活方式使農村教師不得不逐漸遠離農村，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農村社會內部復雜的變遷與轉型，他們更難以理解內化于村落社會中不斷變更與翻新的地方性知識與鄉土生態，而他們的言行、服飾、禮儀與觀念也因在縣城的長期生活而愈來愈被城市文化同質化。

農村教師不足 撤點并校成必然

　　作為某國家級課題組成員，筆者對江西、重慶等9省20個區縣調研數據發現：在本次5285個總體有效樣本數中，發生過事實性流動的高達3366個，占總有效樣本量的63.69%，在樣本量為2274個的農村教師中，有1556個教師具有潛在外部流動意愿，占樣本量的68.43%，其中有87.76%的農村教師想流出農村實現外部性流動，而鄉鎮中學教師的潛在外流比例最高，為76.51%。農村教師群體中事實性流失率和潛在性流失率都偏高。

　　在另一項筆者參加的定量調查中（2087份有效樣本）發現：教師第一學歷為本科者，有外流意向比例高達83.9%，大專為81.52%，而第一學歷為中師（中專）、高中者比例則分別為71.27%和43.16%。可見，農村教師的潛在外流率與學歷水平總體成正比例分布。

　　在村屯、鄉鎮、縣城教師中，鄉鎮中學教師通過繼續教育方式實現學歷提升幅度是最大的，同時也是潛在流動率最高的，農村教師從第一學歷通過繼續教育的方式得以提升之后，從潛在流動意向轉化為事實流動的比例也更高。

　　筆者調研中發現，部分區縣教育局組織的教師招聘就呈現出這樣的特征：縣管校用體制下以區縣教育局為主體所組織的教師招聘，很多地方采取的措施即是將新招入的大學畢業生全部直接安排到農村學校，兩年以后，才有資格參加由區縣教育局統一安排下的縣城學校對農村學校教師的內部招聘，這批被散落到農村學校中的大學畢業生才有機會進入縣城學校工作。在上升過程中他們所面臨的困難，當然不僅僅是同樣來自農村學校任教多年教師的競爭，還包括遭遇各種排斥性的內部潛規則。

　　這種對年輕新入職教師強制性的安排與上升渠道必要性的疏通，正是教育行政部門面對農村教師職業吸引力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疏導措施。但要系統性地解決這種難題，教育行政部門難免會選擇大規模地撤并農村學校，進而通過在縣城舉辦大規模學校的方式來解決此類難題，因此“文字上移”具有非常現實的緊迫性。

　　農村教育幾乎完全被城市教育所牽引，而處于集體失語的狀態，“被代表”的尷尬話語地位使農村義務教育只能被動全盤接受城市教育的文化平移與觀念嵌入，致使農村教育在這種不斷的權利剝奪中，被剝離于農村社區的日常生活空間之外。在村落社會中，農村教育體系僅僅作為“人才抽水機”而存在，是整條教育生態鏈中價值位階上的“最末端”。

　　可見，當前中國農村教師崗位嚴重缺乏吸引力，農村教師隊伍非常不穩定，農村教師事實性外流和潛在性外流的比例都過高，農村教育發展堪憂。

　　（文中縣及縣以下地名、人名均為化名。感謝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幫助，感謝東北師范大學教授鄔志輝、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劉怡然與作者的多次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