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數據也支持這一觀點。
上世紀90年代,《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發表《我國“教育機會均等”建設芻議》一文,文中透露:有人曾對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學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樣調查顯示,父親職業為農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專業技術人員占39.3%。
1982年,有專家對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學院在校生的調查顯示,父親為農民的學生占在校生總數的22.7%,包括工人在內的“體力勞動者”的子女共占40%。
綜合來看,農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比例在四成左右,但現在能夠達到這一數據的重點高校已著實不多。
進入象牙塔易,挪向塔尖對農村學生來說難。
為何寒門越來越難出貴子?
重點大學里農村學生比例低與大學招生政策有關。
現有研究認為有些大學“嫌貧愛富”,尤其是自主招生,設置了較高的門檻限制,相當一部分報考名額,都是直接投放給各地的優質示范高中。
而省級重點中學壟斷名校資源,這是一個讓很多人憂慮的事實。
以2011年為例,北大、清華在陜西共招收236名學生,而傳統名校西北工業大學附屬中學一所學校就貢獻了84人,比例占到了36%,這樣的例子在各個省份都不罕見,而這樣的學校往往位于大中城市。
這就將農村學生排斥在外,進一步加劇了他們進入重點大學的難度。
其次是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由農村向城市高度集中,“超級中學”像抽水機般吸干了當地和周邊縣城里最優秀的學生和老師。上游缺水,下游自然就沒有水了。
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大學——尤其是名校——招生從來就不僅僅只意味著人才選拔和教育,而是一系列社會變遷的深層次反映。它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社會階層和社會秩序的運動映像。
據北大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在社科院2016年《社會藍皮書》上載: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1/3的財富,收入最低的1/4家庭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
改革開放之初,無論是工廠工人還是農村農民,大家的收入基本在一個較為平均的范圍之內。
隨著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單位時間內的財富創造能力開始出現了驚人的分化。
擁有財富的多寡決定了對各種社會資源的占有權,包括教育資源。
在農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不到40%,而學前教育通常被我們看成是一個人一生重要的奠基的階段。
眾所周知,良好的教育需要大量金錢,胎教要錢,早教班要錢,補習班要錢、鋼琴、芭蕾各種興趣班要錢。這些良好的教育對窮孩子來說,無疑是異想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