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教科書一旦出現問題,給孩子以后學習造成的影響可想而知。
人教社辦公室的相關工作人員近日對此回應表示,關于《愛迪生救媽媽》這篇課文,人教社已經給教育部寫了相關的情況說明。但這篇文章絕對不是杜撰的,它有相應的文章來源。而曾任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現為語文出版社社長的王旭明則認為,課文中出現爭議內容,原因有多重可能:一要看原文是如何;二要看是否是編寫者對原文有所改動;第三,還不能忽略當時的時代背景。著名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分析,課文出現史實性問題,主要原因是選取課文時,編寫教材者僅從文學性或教育性的角度去衡量文章價值,而忽略了對其歷史性和真實性的考察,“在整個的語文教學中,更多的強調的是‘應試語文’,包括學生的作文、閱讀、背記。編寫者不是強調通過教材來提高文學修養以及對一些問題的理性思考,而可能強調的是一種道德和價值觀念。”
同時,也確實存在部分編者會改動原文、甚至部分名家作品,以達到更好的應試教育效果。
熊丙奇指出,“這個問題在多年前已經有所曝光,包括一些名家的原著可能本來是這樣的,但是在編寫的過程當中可能會被編輯改掉,還作為重點讓學生去學,讓他去領會文章大意,甚至有些作品可能會違背科學常識,編故事一樣。原意可能是讓學生受到一些道德教化。”
武漢大學教授尚重生認為,語文是承載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母語,小學語文教育是基礎教育,對孩子們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定要精益求精、實事求是,而不應該有所謂的“出錯率”。教材的管理部門應該實行問責制,小學教材如果普遍發現錯誤,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
熊丙奇則認為,中小學語文課文選取,要注意文學性和歷史真實性、科學性的統一。不妨嘗試更加開放的課本編寫機制。“語文教材的編寫,不能幾個人閉門編寫,教育部門要求所有學校都采用。而是應該建立一種更加開放的編寫機制。出版機構出版之后由學校、老師和家長共同選擇使用哪本教材。如此,編寫者就必須聽取老師和家長的意見,使得這個教材的編寫從封閉走向開放。”(記者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