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雙創主力軍的科研人員為何缺位

　　自寫入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以后，“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以下稱雙創）正逐漸深入人心，創新創業氛圍漸成。然而，一組頗為醒目的調研數據，在政策推行近一年后，給今后的貫徹實施敲響了警鐘——

　　數據顯示，盡管六成科技人員有創業意愿，但真正開始創業的只有2.5%，科研院所的這一比例甚至只有1.2%。這意味著，在如火如荼開展的雙創活動中，真正活躍的多是草根創業者，被看作雙創主力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員，卻大比例地缺位。

　　這份數據出自中國科協受國務院委托所做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措施落實情況第三方評估》，在2015年8月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包括這組數字在內的評估結果引起國務院領導的注意。根據國務院政府門戶網站的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稱這份評估報告不僅問題分析到位，建議可操作性強，而且極少玩“文字游戲”，并告誡現場的部長們對號入座，查找問題，找到解決辦法。

　　如今，這份調研報告的影響還在發酵，其評估內容究竟是什么？雙創主力軍科研人員為何缺位？這對整個雙創工作又意味著什么？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拿到了調研報告并獨家采訪了這份報告的主要執筆人——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相關負責人和參與調研的有關專家。

雷聲大雨點小：30歲以下科研人員超六成有創業意愿，卻僅有1.8%真正創業

　　上述負責人告訴記者，這次調研前后歷時兩個月，中國科協調研組先后赴青海、福建、廣東等20個省區市做專題調研，并動員504個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系統的站點，進行問卷數據收集，其中科技工作者問卷回收17714份，并對創業扶持、科技成果轉化、企業技術創新三部分內容做重點評估。

　　為何要把科技工作者稱為雙創的主力軍，又為何如此重視并專門調查這一群體的創業能量和活力？這一問題往大里說涉及整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乃至新近剛提出的供給側改革。

　　正如雙創評估報告調研組專家成員、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中國創新創業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所說的，盡管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但必須看到，這樣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量資源消耗、低端產業發展，如今，包括投資在內的原有經濟驅動方式，已經很難再使上勁，這時更多地要靠科技創新來驅動。根據統計，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貢獻占比為50%多，而美日等發達國家的這一數字在80%以上。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工作者是雙創最為寶貴的戰略資源，因為他們是真正掌握技術“金鑰匙”的群體，也是我們常說的“知本家”，他們所掌握的科技資源，被認為是真正的科技高地和富礦。

　　在2015年10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高峰論壇上，中國科協常務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尚勇就提到這一說法。尚勇以美國硅谷為例談到，上世紀90年代，以斯坦福大學等為核心的硅谷長期引領全球信息技術的創新創業浪潮；近年來，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代表的科研創新力量又催生了波士頓等地區的生物醫藥、機器人產業革命，秘訣都在于以人為核心的創新創業生態環境營造和風險投資的強力助推。

　　遺憾的是，本次調查發現，作為雙創主力軍的科研人員雖然創業意愿高，但實施創業行動的少。

　　數據顯示，有50%的科技工作者對雙創政策非常贊同，47.1%的比較贊同，僅有2.9%的不贊同，而創業意愿越強，對政策效果的評價越高，調研組認為，這說明科技工作者高度認同雙創政策的重大意義，對政策的實施效果有很高的期待。

　　然而，另一組調研數據則顯示，有六成的科技人員愿意創業，但僅有2.5%開始創業。而且，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創業意愿相對突出，調研顯示30歲以下的科技工作者創業意愿高達64%，為所有年齡段中比例最高，但已經創業的也僅有1.8%。

　　同樣是雷聲大雨點小。

離崗創業顧慮多：不到兩成科研人員表示所在單位允許離崗創業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一種說法是，科技人員主觀上并不具備創業能力，比如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創業經驗等；也有人指摘部分科技人員技術儲備不足，所做的研究很難轉為市場應用，有的太過于高冷，高處不勝寒；有的則從立項開始就不接地氣，只能發表文章充充數。

　　雙創評估報告調研組專家成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曾紅穎在調研過程中就有一個感受，有些所謂的科研成果，只能稱之為“偽科學”——形式上的東西太多，就像人文科學里存在的“這抄一段那抄一段”一樣，自然科學里也有跟著跑的小題目、小項目，論文立意時言之鑿鑿，看似在回答一個問題，實則不痛不癢，濫竽充數，“這樣的所謂成果，轉來轉去最終還是轉不出去，因為本身就沒什么價值”。

　　另一個問題在于部分科研人員的“眼高手低”。曾紅穎說，一些科技工作者距離市場較遠，對市場缺乏足夠了解，于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種“過度自信”的誤區——“我都發了頂級論文，搞出了最前沿的研究，還有什么做不了的？”——因而瞧不上企業界以及市場運作的意義，也就有了“一個科技成果，才給我幾十萬”的說法和抱怨，相應地，這些科技成果的擁有者在轉化時積極性顯得不高。

　　說到底，這是一個關于選擇的問題，而事關選擇，總會考量種種現實因素。正如柳卸林所說，有的人選擇安穩，愿意在科研院所一直待下去，只要不犯錯，至少能混個副高職稱，過著穩定且可期的生活；有的追求更高質量的物質生活，但要為此冒險，把實驗室里的成果轉到市場，并為此付出巨大心血，其結果有可能會一下子“翻身”,從騎飛鴿的變成開寶馬的，但也可能血本無歸。

　　這些主觀上的因素，的確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但根據雙創評估報告的調查，相比之下，造成科研人員缺位雙創活動的客觀原因也不少，且在多個領域多個層面存在著——

　　比如，盡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員離崗創業的政策，但科研人員離崗創業的意愿仍比較低，這就與客觀上的政策不配套、難除后顧之憂不無關系。

　　調研顯示，不到兩成的科研人員表示所在單位允許離崗創業。具體來看，在大型企業里，這個比例是15.1%，在醫療衛生機構里是11.9%，在科研院所是9.9%，而高等院校僅有8.3%的科研人員表示單位肯定會允許離崗創業，比例最低。

　　科研人員對離崗創業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顧慮。比如，近7成的人擔心離崗創業后，“崗位沒有了”，超5成的人擔心離崗創業后“影響職務、職稱晉升”，近5成的人擔心“待遇降低了”，近3成的人擔心“被認為對單位不忠誠”，超兩成的人擔心“創業失敗后沒面子”。

法難落地：不到兩成科研人員反映所在單位進行了三權改革

　　柳卸林告訴記者，現有政策中支持雙創的不少，但相互之間打架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一邊是雙創政策鼓勵和呼吁有條件的科技人員創業；但另一邊，科研機構的行政化管理，對科技人員的參公化管理，造成科技人員的雙重身份，即一些科技領軍人物，也可能是校長、所長或系主任等——后者決定其黨政領導干部身份，這勢必會在創業、兼職等問題上束縛他們的手腳。

　　柳卸林在調研過程中，就聽到一些科技人員抱怨，一些地方把科技人員離崗創業按“吃空餉”“在編不在崗”處理，這對人員流動和調動積極性形成很大制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研人員“不想離崗”“不敢離崗”。

　　2015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被稱作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施工圖”，其中提到完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結構，推進科研事業單位取消行政級別。這給“去行政化，不再參公管理”帶來希望。

　　中國科協那位負責人告訴記者，“離崗創業”“科技成果三權改革”是整個雙創政策推行中的“政策軟肋”，也是雙創主力軍科研人員缺位的重要原因。

　　科技成果三權改革，因對科研人員創業以及科技資源轉化落地起著核心關鍵作用而備受關注。美國也曾對此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其拜杜法案被看作是美國國會過去半個多世紀通過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此法案出臺前美國坐擁2.8萬項專利，但授權商用的卻不到5%，出臺后就有了硅谷和著名的波士頓128公路的蓬勃發展。

　　被稱作中國版拜杜法案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已于2015年9月通過審訂，并于10月1日正式實施，其中明確規定，科技人員從科技成果轉讓凈收入或者許可凈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

　　然而，法有了，卻難以落地。

　　雙創評估報告顯示，一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成果三權改革進程緩慢，僅有不到兩成的院所或高校科研人員反映所在單位進行了這項改革。

　　改革效果自然也不明顯。科研人員在對單位三權改革效果評價時，有超6成的人認為效果一般，效果不好的5.8%。比如，調研發現，有近3成的科研人員反映成果轉化中個人收益不大，按照所在單位現行規定，如果研究團隊研發成果轉化成功，并獲得巨大收益，團隊成員可以分得的收益平均值為34.7%。而這，與《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不低于50%”的改革目標下限要求，仍有較大差距。

　　正如尚勇所說的，在下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中，要以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權政策為突破口，推動技術的資本化，資本的人格化，破除行政化管理的頑疾痼疾，打破僵硬的體制束縛，實現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的再次放活，如此才有望通過創新贏得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有利地位。

　　（圖表數據來源：科技工作者創新創業情況問卷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