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需要培育“支持型校友”

　　近日，國務院下發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規劃到21世紀中葉，我國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的數量和實力要進入世界前列。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方案將“爭取社會資源、擴大辦學力量、拓展資金渠道”作為實現這一宏偉藍圖的一個需要突破的關鍵環節，而散落在社會各個角落的、數量眾多的大學校友，必將成為這一環節中一支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如在美國，校友就被譽為“造就了常青藤名校”，是“大學取之不盡的金礦”。那么，校友在推進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實踐中究竟起何作用？世界一流大學的校友文化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地方？作為國內有著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雄心的大學，又該怎樣培育自己的校友文化呢？本文作者的解讀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越來越需要校友和他們的支持

　　2015年6月，美國哈佛大學收到了其校友的一筆4億美元（約25億人民幣）的巨額捐贈。在談及為何做出此等壯舉時，這位叫約翰·保爾森的校友表示，“這是我對哈佛說感謝的一種方式。”在美國高教界，人們把像保爾森這樣，既能認同個人的成功與母校有很大的關系，又愿意采取某種方式回饋母校的校友稱之為“支持型校友”（supportive alumni）。

　　所謂“支持型校友”，除了向其母校捐贈財產這種大家比較熟悉的經濟支持形式之外，還可提供母校發展所需的很多諸如智力、信息、輿論、道義等方面的支持。如為母校無償提供教學、科研、學生就業、人才引進等方面的信息，利用自身的社會閱歷、創業歷程為母校在校生免費做講座，利用其社會影響力和人際關系在產業合作、尋求支持等方面為母校牽線搭橋，為母校招攬優質生源，在公開場合為母校做形象宣傳，等等。

　　在一些西方國家，校友還可以幫助其母校爭取政府指定用途的撥款，而且作為擁有投票權的校友對政府的游說要比學校行政官員更有效。如他們幫助母校聯絡立法委員和政府官員，簽署代表母校利益的請愿書，游說家人、鄰居或朋友參與涉及支持母校議案的投票，等等。當然，校友對母校的支持行為是很復雜的，有些是有組織的、正式的行動，有些是個人自愿行為，甚至有些對母校的支持連實施行為的校友本人都沒有意識到。如一項大型的校友調查研究發現，有相當一部分校友雖然沒有參與給母校捐款的活動，但卻以某種方式做出了對自己母校有益的行動。

　　時至今日，大學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這種“支持型校友”，而且需要越來越多的“支持型校友”。在歐美國家，不斷上升且又不能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競爭中削減的辦學成本與政府不能保障持續增加資金投入的矛盾，被認為是大學面臨的最主要挑戰。在我國，隨著經濟新常態下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的下滑，政府對高校的投入將難以保持以往的那種高增長，處在這種境遇下，本來口袋就不太寬裕的大學也必將更加“缺錢”。要解決這一問題，大學除了要繼續爭取政府更多的支持、從市場上尋找能量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獲得更多校友的支持，這對于那些追求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大學來說更是如此。因為我們發現，無論是世界一流大學成長和形成所需的社會聲譽，還是充足的資金來源、合理的資源配置，抑或是人才培養和科研質量，都需要校友以及他們的支持。目前，一些專業評估機構更是直接地把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或支持作為評判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指標。

　　但凡世界一流大學，大都有著充滿活力的校友文化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校友與母校有著天然的學緣關系，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校友總會對母校懷有感情，總會有可能回報母校”，也不能因為我們的一些大學辦學歷史悠久、校友眾多，就天真地想象出僅憑其中哪怕一小撮富豪校友就能讓學校發一筆橫財。否則，我們就很難向世人解釋清楚，為什么從1990年以來，我國大學累計獲得的校友捐贈才區區91.6億人民幣。要知道，美國高校僅2014財年接收校友以個人名義的捐贈就高達98.5億美元（約630億人民幣），如果再算上校友以基金會名義給大學的捐贈，這一數額就更大。當然，我們可以把造成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歸結為我國社會慈善文化的缺乏。但作為有著引領、傳播社會文化風尚之責的大學，尤其是那些有著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雄心的大學，如果把這方面表現不佳的責任全都推給社會、推給國家，不應該是一所大學應有的作為。

　　基于此，我們的大學首先需要從自身查找存在這種差距的原因，同時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擁有大量“支持型校友”且同時又擁有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學校身上，從中找出我們應該可以做到、但還沒有做到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于是，我們會發現，但凡世界一流大學，它們大都擁有充滿活力的校友文化，其特點除了有健全的校友組織、龐大的校友工作者和志愿者隊伍、豐富的校友文化活動之外，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它們為其校友提供的那些大大小小、琳瑯滿目的服務項目，以體現母校對校友的關愛之情。

　　如常居于世界大學排行榜前列的密歇根大學開發的“事業服務”（Career Services）項目，除了為剛離校不久的校友擇業提供即時的網上咨詢服務和人力資源專家一對一的當面指導之外，還針對校友不同的事業發展階段、發展狀態及其所處的不同發展環境提供相應的事業支持服務。而就校友的事業發展狀態來講，則又細分為“計劃在下一年調換工作”“正在著手調換工作”以及“很樂意目前的工作并對承擔的角色很感興趣”三種情況。這正如該校校友會為此提出的口號一樣：“無論你是首次尋找工作，還是希望自己現在的工作有一個改變，本機構都竭誠為你的事業發展服務！”再如，被譽為美國兩所“公立常青藤”之一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其校友關系項目平臺上僅事業與教育類的項目就有近20種，這些項目雖然大多不是免費的，但收費低廉，并且校友還能額外享受費用減免待遇。

　　與此同時，校友文化活動的參與范圍廣、參與程度高也是這些世界一流大學校友文化的一大特色。與國內校友文化活動露臉的主要是一些功成名就的校友不同，它們則大都持有“大校友”的理念，即校友不僅指已畢業離校的畢業生，還包括被稱為“在學習中的校友”的在校生，甚至包括大學的申請人、學生家長，且不管他們的年齡、身份、地位如何，只要能參與進來，就算成功。它們認為，只有參與，大學與校友之間的互惠關系才能建構起來；也只有最廣泛的參與，才能使每一成員生發出更加珍視自己在這一關系中的責任和義務的情感。于是，為了使校友及其他相關人員都盡可能地參與進來，它們往往會以項目為中介，采取包括獎勵在內的措施使每一位校友都能找到自己有興趣加入的活動。如以小而精聞名于世的普林斯頓大學為了提高校友參與度，除了設置獎項定期對表現好的畢業班級進行表彰之外，還通過“班級常青藤”（Class Ivy）等別開生面的方式來強化校友的集體榮譽感和母校情結，以使他們在彼此的交流互動中感受到校友文化的魅力。

　　這種做法，使校友能在這種以服務和參與為表征的校友文化中，分享母校帶來的尊重、關愛和幸福，分享母校帶來的快樂、榮耀和成長。這種分享也帶來一種支持的文化，如在哈佛大學，“給哈佛捐款！”這句話在校園內外都說得很直接，但不會引起校友的反感，反而很自然和隨意，這是因為該校早已形成了一個魅力四射的校友文化傳統，那就是：分享哈佛，所以支持哈佛！與此同時，這種文化自然也帶來了大量的“支持型校友”，高的校友捐贈率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校友捐贈率被認為學校對校友“感情投入”后而贏取的“回報率”，也是學校未來某個時候能否獲得大額捐贈的基礎。與我國高校一般只能在大的校慶年才能收獲較高的校友捐贈率相比，世界一流大學的校友捐贈率大都很高。據有關統計，近年來一些世界名校的校友捐贈率由于金融危機等原因而略有下降，但總體上還是保持了比較高的水平。如哈佛大學近10年平均校友捐贈率達到23.0%以上，斯坦福大學則在29.6%以上。

　　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還需培育自己的校友文化

　　校友文化是連接學校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精神紐帶，是構成學校辦學軟實力的重要標志，也是產生大量“支持型校友”的源泉。我們也不難發現，越是那些處在世界大學“雁陣”領先地位的一流大學，其校友文化的凝聚力、活力與輻射力就越強，也就越能將散落在社會不同角落的校友凝聚在同一個目標下，從而為一所大學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征途中提供必不可少的人文和物質支持。那么，作為國內有著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雄心的大學，又該怎樣培育自己的校友文化呢？

　　首先，在思想認識上，我們的大學不能再將校友作為“局外人士”或按工作日程表接待的“客人”來看待，而要將他們當作是與大學共創造、共分享的“長期參與人”和“利益攸關者”。這不僅要體現在校友離校以后，還應該貫穿在校友離校之前。試想一下，如果校友感受到他們幾年的大學生活只是像一輛穿過一片美麗景區的觀光巴士，去那兒的目的不是欣賞景色，而是按時間匆匆完成行程，那么，他們憑什么有義務、有責任為母校這個大家庭有所擔當、有所奉獻呢？與此同時，一定要平等地對待每一位校友。不久前網絡上熱議的國內一所名校周年校慶“序長不序爵”的校友接待承諾，恰恰表明了廣大校友對以往大學“把校友分為三六九等”做法的不滿。作為大學，面對每一位校友以及每一位將來的校友（在校生），都要帶著欣賞的眼光，愛他們、關注他們；要似守望者般始終呵護他們、盡力地幫助他們，使他們把自己的母校當成可以寄托回憶、牽掛的家，讓他們覺得他們從母校得到的遠遠大于其為母校付出的，這樣他們才能有一種“有朝一日回饋母校”的沖動和愿望。

　　其次，在組織及工作層面上，要利用當前國家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以及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機，徹底改變以往校友工作“口頭上重視、校慶時重視、想到湊款時重視”的現狀，將其納入到學校內部綜合治理改革體系中。一是從學校顧問委員會或咨詢委員會，甚至到校務委員會或理事會，都要有校友代表作為其重要成員；二要改變校友事務管理機構以往的邊緣角色，賦予它有協調全校資源進行校友文化建設的權力與威信保障，要配備更多年輕且有激情的專業人員，并保證其工作的積極性，校內其他機構及其成員也都有責任和義務為此投入時間和資源；三是要著眼長遠，把校友文化作為一項長期性的戰略性工作來謀劃，不能等到學生畢業后才開展校友工作，更不能把校友文化的培育僅僅寄托在校慶等幾次大的活動上；四是要開發或聯合開發滿足不同層次、類別的校友及其關聯群體需求的校友活動項目，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各項目的進入門檻，以使盡可能多的人參與進來。同時，還必須對每一階段的成果予以及時地反饋，如麻省理工學院通過其在校園顯眼位置設立的一些電子廣告牌，時刻向過往的師生提醒校友捐贈給他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帶來的積極變化。（羅志敏，作者系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