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紅利裝進農民腰包

　　晉江統籌協調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增強了村級集體造血功能，拓寬了農民增收渠道。全市村均集體收入增至73.34萬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3773元——

　　改革紅利裝進農民腰包

　　農業農村部近日公布20個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典型單位名單，晉江榜上有名。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事關鄉村振興、事關農民切身利益，難點、痛點、堵點多。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晉江采用辯證法，與新型城鎮化、土地三項制度等改革任務統籌協調推進，大大增強了村級集體造血功能，有效拓寬了農民的增收渠道。改革至今，晉江全市村級集體資產增長至62.68億元，村均集體收入增至73.34萬元，村集體收入超百萬元的村（社區）有56個。2018年底，全市全面消除村集體經營性收入低于5萬元以下的薄弱村。2018年全市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73元，其中分紅型財產性收入891元。

不搞“一刀切”，只要“切一刀”

　　農村集體產權不明，城鄉要素無法自由流動，農民進城心不順，資本下鄉心不穩。2017年6月，晉江市被確定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國家級試點后，把改革的重點放在集體資產股份量化和股份權能實現上。

　　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的三十多年間，農村人口有增有減，有進有出，但集體資產的權屬幾乎未動。產權歸屬不清、成員界定不明、受益分配不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個個都是“硬骨頭”。

　　“我們改革的思路是，不搞‘一刀切’，只‘切一刀’。”晉江市農業農村局局長李友加說。

　　對改革方案的規范性，“切一刀”。從制度設計之初，晉江就引進專業律師團隊全程參與，通過建立“政府、村社、專家、律師”四位一體的工作推進機制，制定出臺“1 11”的規范性文件，保證改革方案的規范性和可操作性。

　　對于保障群眾權益這一改革前提，“切一刀”。在實施過程中，無論是清產核資、成員界定、股權配置，還是選擇哪種改革形式、改革路徑，都必須充分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明確改革中涉及重要方案、關鍵環節，必須經過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80%以上表決通過，并至少公示7天，無異議或者異議解決后方可實施。

　　今年春節，龍湖鎮鋪錦村倒石埔自然村村民許書令收到了經聯社發放的2000元分紅。和他一樣的457名村民“股東”，都領到了各自的年終紅包。

　　倒石埔村是個貧弱村，它的逆襲，就始自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2006年起，政府要建設服裝產業園，村里抓住三次征遷的契機，將家庭戶承包地、土地征遷補償款都收歸集體，建成了錦峰物流園出租給企業。2018年，晉江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號角吹響，村民們都舉手贊成。結合這個自然村相對獨立的實際村情，2018年7月18日成立了全省首家以自然村為單位的股份經濟合作社。

　　“明晰股權，資產合資，運營規范，納入鎮里財務監管，我們都覺得心里更有底了。”許書令說，核清經營性資產價值2740萬元，配置股份7100股，占總股份的75%。集體留存的25%收益，用來為村民繳納失地養老保險，退休的村民每人每月可領取300多元退休金，如今村里已有60多名村民享受到此待遇。

不求“齊步走”，只要“向前走”

　　池店鎮橋南社區是晉江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生動注腳。村轉社區后，亟需新的經濟載體承接原有村集體資產的管理和運營。2016年底，條件較成熟的華洲村和大洲村率先作為試點走上股份制改造之路。

　　“村民一聽股份制改造，就說不要拿村集體收入去炒股票。”華洲村的村主任徐丹芳記得，由于時間倉促、宣傳不到位、群眾不了解等原因，第一次召開全村戶代表投票的大會，就因為贊成票未到80%而未能表決通過改革方案。后來，在市、鎮兩級領導下，華洲村成立了改革領導小組和工作組，村兩委、村監督小組成員、老人會理事成員、村退職主干、村民代表、黨員等20多人參與其中。隨后制定改革方案、進行資格認定、民主表決等各環節，均悉心聽取村民意見。2017年5月，華洲村成立了股份經濟聯合社。

　　成員認定是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工作，涉及外嫁女、入贅婿和移居海外等20多種不同情況，工作繁雜瑣碎。華洲村和大洲村改革幾乎同時啟動。在成員認定上，相鄰的這兩個村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土辦法”。

　　在優化股份量化和股權設置上，華洲村實行“生不增死不減”的靜態管理，而大洲村則實行每10年調整一次的動態管理，實現“確權到人、發證到戶、戶內共享、社內流轉、動靜結合”。

　　“一方面要延續約定俗成的原則，村民比較認同。另一方面也要結合村情，才不至于造成新的遺留問題，更易于推動。”大洲村村主任林家平深有感觸地說。

　　“我們按照‘一村一策’分類開展改革，動靜結合，以解決實際問題為最高準則。”晉江市農業農村局副局長許建林說。

　　通過改革，華洲村、大洲村解決了長達10多年的集體資產權屬和股份量化的難題，為在實施城市拆遷改造的農村組建新型社區積累了經驗。

不圖“一時改”，著眼“長遠利”

　　試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晉江不是最早，卻創造出多項全省第一：頒發全省首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證明書，發放全省首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質押融資貸款，成立全省首個以自然村為單位的經聯社。自2017年6月被確定為國家級試點后，兩年多時間，晉江完成了兩個百分百：截至2018年10月底，晉江市有經營性資產的197個村社，全部完成成員界定，機構成立等，完成率100%；沒有經營性資產的186個村社，全部完成了成員界定，完成率100%。

　　通過改革，晉江激活了62.68億元的農村集體資產，喚醒了“沉睡”的資源，實現了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改革“三變”。

　　每個月的5日，是晉江青陽街道陽光社區老人期待的一天。這一天，社區男性60周歲、女性58周歲以上老人都能到居委會領取600元的生活補貼。

　　群眾得實惠，離不開陽光社區多年來探索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從上世紀90年代，社區將土地收歸集體所有。到2008年，啟動集體資產股份改制工作，在晉江率先開展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開啟村經分離，最終完成全省首個股份經濟聯合社掛牌，陽光社區變身為市區最繁華活躍的現代社區，農民變股民，享受到集體經濟的紅利。

　　陽光社區黨委書記王金聰曬出了家底：成立村集體經聯社、村級投資公司，自營4家集體公司、入股5家合資企業，建成集體物業4萬多平方米，社區集體經濟年收入達2700多萬元，居民人均純收入達3萬元。

　　晉江還創新探索股權質押擔保，發放全省首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權質押融資貸款，授信達4億元的“農股貸”，讓股權變現金，群眾直接獲利。

　　金井鎮圍頭村是晉江較早成立村級經濟聯合社的村。村民謝僑隆因生意經營不景氣遇到了資金短缺的難題，作為經聯社的股民，去年通過股權質押，他獲得了銀行的20萬元貸款。另有10位股民，也獲得175萬元貸款用于創業或者資金周轉，切實解決了資金難題。

　　“股權質押融資，為圍頭村的鄉村振興計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村支書洪水平說，圍頭村盤活了近300畝閑置土地用于景區建設和店面租賃，成功創建國家3A級景區，年接待游客150萬人次，每年實現村集體收入300多萬元。（福建日報記者王敏霞 通訊員 陳維曦 陳江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