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閩西百多萬革命群眾中除老少外,強壯的男女紅軍,赤衛隊的后備軍隊,少年先鋒隊,二十萬人以上
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踏上長征路的近3萬福建籍紅軍僅剩下2000余人。寧化僅存58人
▲長汀縣南山鎮文化館工作人員賴富家在中復村紅軍舊址講著解紅軍長征故事。(9月11日攝)
▲在距離松毛嶺不遠的長汀縣南山鎮中復村觀壽公祠前,紅九軍團舉行萬人誓師會后開始戰略轉移,成為中央紅軍率先長征的一支隊伍。(9月11日攝)照片均為新華社記者林善傳攝
翻開今天描寫紅軍長征史的著作,在這些或親歷者第一時間回憶、或黨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有個這樣一個地方,雖然著墨不多,但在長征史中卻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個地方就是:閩西。
電視劇《絕命后衛師》的熱播,將這段悲壯的歷史掀開了一角: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主要由閩西客家子弟組成的紅五軍團三十四師擔任中央主力紅軍戰略轉移總后衛,在湘江一役幾乎全部犧牲……
“一方面,這段歷史主要發生在長征前期和初期,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雖然參加長征的福建兒女約占三分之一,以閩西最多,但因犧牲慘烈,長征勝利時多已化為忠骨,留下來,能描述這段歷史的人少之又少。”一位黨史專家如此解釋“這段不被熟知的歷史”。
“快快擴大我紅軍”
36歲的林海鑫是在“紅軍故事”中長大的。
“爺爺兄弟三人先后參加紅軍,其中二人犧牲在長征途中。”故事來自于奶奶張冬連。
張冬連是上杭縣才溪鄉遠近聞名的“鐵娘子”,曾帶領才溪婦女為紅軍戰士做布鞋,上山布“竹簽”暗器,助紅軍打仗。
“奶奶103歲去世,90多歲時還能雙手舞大刀。”林海鑫說。
翻開上杭縣《英烈名錄簿》,“英雄三兄弟”記載在內,他們是:林仲森、林仲德、林仲達。
林海鑫告訴記者,當時的情景是:1929年,兄弟三人中的大哥、27歲的林仲森帶頭報名當紅軍。24歲的弟弟林仲德急了,說,“哥,你年紀較大,留下娶老婆,當紅軍我去最合適。”最小的弟弟林仲達更急了,說,“不行,你們都留下,我已經15歲了,人長得和你們一樣高。我去最好。”
最后,兄弟三個先后都參加了紅軍。
來自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數字顯示:“上才溪全部青年男子(16到55歲)554人,外出當紅軍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0%以上。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當紅軍做工作的有526人,也占70%。”
據統計,在才溪鄉一家2人當紅軍的有200戶,3人當紅軍的有46戶,4人當紅軍的有7戶,6人當紅軍的也有一戶。父子當紅軍的有9戶、兄弟當紅軍的有231戶,叔侄當紅軍的有6戶,夫妻當紅軍的有9戶。
“福建的才溪鄉,擴大紅軍多得很呀!……才溪鄉百個人有八十八人當紅軍去了。”據史料記載,毛澤東曾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如此高度贊揚。
《閩西工農兵政府下的群眾生活》一書中寫道,“在整個閩西百多萬革命群眾中除老少外,強壯的男女紅軍,赤衛隊的后備軍隊,少年先鋒隊,二十萬人以上。”
閩西蘇區,位于福建的最西邊,主要包括龍巖的上杭、永定、連城、武平、長汀和三明的清流、寧化、明溪等縣,獨特的山險條件使這里形成了“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格局”。
正是在這片紅土地上,長征出發前,展示出一幕幕“青壯年爭先恐后上前線,年邁的父母送子、新婚的妻子送郎當紅軍”的感人景象。
“紅軍在這里實現了整建制的擴編,這是在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處處長鐘健英說,僅在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前后,就先后組建了紅九軍、紅十二軍、紅二十軍、紅二十一軍、新二十一軍等,并為紅四軍和紅一方面軍擴編輸送了大量的兵源,總數在兩萬以上。
一張張老照片中,今人可以看到:廣大蘇區青壯年在“前方炮火連天響,擴大紅軍莫遲延;快快擴大我紅軍,鞏固紅色我政權”的歌聲中,源源不斷地加入到紅軍中去,組成了一支支驍勇善戰的鐵軍。
在寧化,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擴紅模范區禾口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先后將兩個兒子都送去當紅軍,自己還表示:“可惜我太老了,不然我也上前線去消滅敵人。”
長征史上保留的一組數字更顯示了閩西兒女高漲的參軍熱情: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紅軍及中共機關共86000多人,從福建的長汀、寧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長征。在長征隊伍里,近3萬名為福建兒女,約占三分之一。他們來自福建的近30個縣市,其中以閩西的長汀、上杭、寧化、永定、連城、建寧為最多。
“閩西對長征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人力。”鐘健英說,長汀、寧化兩個縣,是參加紅軍人數最多的中央蘇區縣。
“紅色糧倉”與“紅色小上海”
1987年到2005年,張族進花了8年的時間進行田野調查,希望對《寧化地方志》進行完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增添“革命老區特記”。
“很多年輕人對寧化作為長征出發地這段歷史并不了解,一直沒有一份特別完整的資料。”曾任寧化縣志辦主任的張族進說,都是搶救活資料,親歷當年歷史的紅軍老人已所剩無幾。
“第一次撰寫縣志時,老紅軍王榮高帶著大家,足跡幾乎踏遍了全縣的山山水水,第二次修志時,許多紅軍老人已離開人世。”張族進說。
從這份還未出版的“特記”里可以看出,“只有13萬人口的寧化縣,參加紅軍人數多達13777名,平均每10人中就有1人參加紅軍,每3戶就有1戶是紅軍家屬。”
“特記”中還寫著:寧化為財力、物力支援蘇區紅軍最多的縣,每年向蘇維埃中央政府提供“千擔紙、萬擔糧”,被譽為中央蘇區“烏克蘭”。
實際上,地處武夷山麓的寧化縣,低山、丘陵、盆地占全縣總面積的96%,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的說法。歷史上由于土壤肥力差且水力資源缺乏,當地農民只能以“地瓜當飯飽”。
土地并不肥沃的寧化,為何會成為中央蘇區“烏克蘭”,更被后人稱為“紅色糧倉”?
“靠的是好政策,以及當地人民火熱的革命傳統。”張族進說,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非常重視發展糧食生產,鼓勵墾荒、整頓水利,成立耕田隊、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煥發出農民極大的生產積極性。寧化原有荒田達2萬多畝,迅速大部化為良田,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
從1934年寧化縣的征糧情況便可知“當地人民支持革命的熱情有多高”。1934年2月,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寧化縣就收集糧食3萬多擔,現金3.7萬元,成為中央蘇區收集谷子最多的縣份之一。
與此同時,與寧化交界的小山城長汀也創造出了中央蘇區“紅色小上海”的奇跡。
紅軍進入長汀之前,此處“農輟于耕、工失于肆、商罷于市、百業凋零、金融紛亂”。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在這里成立后,實行“搞好經濟工作,建立產業銀行”,鼓勵群眾自辦各種信用合作社,一時間,商店林立、市場繁榮、航運發達。
在長汀縣博物館,當年的紙業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糧票合作社等股票一一陳列,提醒著人們,這里曾經還有造船、農具、織襪、鑄鍋、雨傘、油布、煙絲等各種各樣的生產合作社,這里曾誕生過紅軍的第一套軍服,為紅軍提供了大量豐富的物資。
“那時這里有一大批的公營工業,”長汀縣黨史專家康模生說,有紅軍被服廠、中華織布廠、紅軍斗笠廠、汀州彈棉廠、煉鐵廠、熔銀廠、造船廠、熬鹽廠、磚瓦廠等,支撐起中央蘇區的骨干工業體系。
從當地的史料里可以看到,這里還有中華蘇維埃銀行福建省分行、閩西工農銀行、對外貿易分局等,以保障和促進著經濟的快速發展。
鐘健英說,當時瑞金是中央蘇區的政治中心,而這里則是中央蘇區的經濟中心。
“青山處處埋忠骨”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長汀南山鎮中復小學校園干凈敞亮,十幾名驕傲的“紅領巾”圍繞老師身旁,齊聲朗誦《七律·長征》。
剛剛踏上漫漫求學路的他們,對“兩萬五千里”也許只有模糊的數學計量概念,卻個個了解“長征起點”在家鄉歷史上的重大意義。
學校所在的中復村被稱為“紅軍長征第一村”。毗鄰村東的松毛嶺,東接龍巖、上杭,西通長汀、瑞金,是中央蘇區的東線門戶。
1934年9月23日,時值中秋,硝煙籠罩著地勢險要的松毛嶺,第五次反圍剿接連失利,中央蘇區“東大門”的最后屏障快要守不住了。紅一方面軍第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在松毛嶺打響了長征前保衛中央蘇區的最后一戰,這場仗打了七天七夜,“戰事之劇,空前未有”。
民間還流傳著一種記憶:打到第6天時,當地老百姓為戰士們做飯,親眼看著給前方送飯的紅軍炊事員挑著滿滿的飯桶出發,又挑著滿滿的飯桶回村,一邊哭喊一邊走,“班長,不得了啊,飯送過去沒人吃!部隊糟了!”
戰士們用生命為中央紅軍實施戰略大轉移贏得了集結和轉移時間。9月30日下午3點,在距離松毛嶺不遠的中復村觀壽公祠前,舉行萬人誓師會后,紅九軍團開始戰略轉移,成為中央紅軍率先長征的一支隊伍。
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被當地88歲的老人鐘宜龍小心翼翼守護著。他漫山遍野收殮遺骸,為無名烈士們筑起一座樸素的石碑。由于無從知曉英雄們的姓名,鐘宜龍給他們刻上了統一的名字——“紅軍”。
老人還用祖屋建起簡陋的家庭紀念館,陳列著一生收集的瑣碎資料,“現在的和平是這些人拿命換來的,至少要給英雄后代們一個交代,不能讓他們被歷史淹沒了。”
而在最悲壯、最慘烈的湘江戰役中,由閩西子弟兵組成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擔任斷后任務,他們走在隊伍最后,為掩護黨中央、中革軍委(全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機關和大部隊過湘江,以一師兵力阻擊數倍敵人的無數瘋狂進攻,全師6000多人絕大部分壯烈犧牲。
這段歷史如今被制作成了電視劇《絕命后衛師》。八一電影制片廠導演董亞春說,執導該劇,一是出于對紅三十四師革命英雄的崇高敬意,二是出于教育年輕一代銘記歷史的重大責任。
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踏上長征路的近3萬福建籍紅軍僅剩下2000余人。“寧化僅存58人,數千紅軍魂落他鄉。”張族進說,“寧化石壁鎮石壁村90多戶人家有90多名為革命犧牲的烈士”。
是什么讓閩西兒女如此義無反顧?
“一種說法是,農民有如此大的革命熱情,是因為分到了土地的感恩之心。”鐘健英說,其實不然,是“人民和黨、紅軍成了共同體,有了血肉魚水情”。
1930年3月18日,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龍巖召開,鄭重宣布閩西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亙古不變的社會舊秩序被蘇維埃政府頒布的一系列法令條例徹底推翻。
惲代英在其《閩西蘇維埃的過去與將來》一文中寫道:“在蘇維埃政府下,無田地或少田地的農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貧農都改吃白米……疾病可以找到公共的免費的醫生和很廉價的藥品……婦女解放了一切社會與家庭的約束壓迫,獲得了一切的自由。”
“共產黨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1931年參加紅軍兒童團的96歲老紅軍林攀隆這樣告訴記者。
長征精神滋養紅土地
閩西人,已將這份珍貴的長征精神放在了靈魂深處。
27歲的長汀縣南山鎮文化館工作人員賴富家選擇在中復村紅軍舊址做一名義務解說員,講著家鄉那“千遍萬遍也不厭倦”的紅軍長征故事。
賴富家指著一條古街告訴記者,這條街曾為紅軍提供了大批物資,因此被稱為“紅軍街”。沿街漫步,依稀可見一些木屋上貼有“裁縫工會舊址”“消費合作社舊址”等木牌。
當戰爭的硝煙遠去,曾經的紅軍街,如今開始主動擁抱互聯網和大物流時代,成為遠近聞名的“淘寶街”。充滿紅色氣息的紅軍街上,成排的淘寶店把當地的特色農產品銷往大江南北。
“我們還將發展農村電商和扶貧相結合,帶動當地農民一起致富奔小康。”長汀縣文化綜合執法大隊大隊長、曾駐中復村第一村書記鐘彬彬告訴記者,比如土特產姜,電商無償提供姜種、免費提供種植技術服務,由貧困戶種植,再由電商訂購回來,價格超出市場價10%以上。
閩西人,已將長征精神化成了一種格外的自覺。
“我驕傲,我是紅軍的后代。”林海鑫從廈門集美體校畢業后,選擇建筑行業,生意越做越好。
“聽著長征故事長大,事業有成后更是熱心傳播紅色文化。”林海鑫說,“家鄉有這樣一筆珍貴的歷史文化財富,是我們創業路上不竭的精神動力。”
三明福特科光電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恒標于5年前選擇回到家鄉寧化創業,他自稱為“事業扶貧”。他說,祖輩曾經有很多人參加過紅軍,這種精神一直伴隨著自己的創業之路。
在聚集資金、掌握技術之后,黃恒標希望帶動更多的貧困家庭脫困。“未來公司可以招三千人以上,每人平均一年工資5萬元,”黃恒標說,員工在家鄉就業,不僅可以賺到錢、學到技術,還可以照顧老人孩子,回家鄉發展事業。
閩西人,開啟了脫貧致富的新長征。
距離三明福特科光電有限公司不遠處,粉墻黛瓦馬頭墻,小橋流水傍人家,稻田翠綠頻“點頭”,這就是寧化縣石壁鎮楊邊村。兩年前,這個省級扶貧開發重點村還是“房屋低矮雜亂、河塘溝渠污水熏人”的模樣。
“省里十分重視革命老區的發展,是黨的好政策讓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駐村第一書記林常永說,向省里籌集了3000萬元用于美麗鄉村建設,有了今天的新“楊邊”。
記者看到,村里建起了現代農業觀光園,開展土地入股分紅,村民當起了村里觀光項目的股東,生態農業致富的同時,更讓村莊成為了“景區”。
“盡管這段閩西長征歷史少為人知,但長征精神已深深融入到了閩西兒女的血液里。”鐘健英說,福建正在進行紅色文化的挖掘整理、保護與傳承,讓這段歷史為全國人民所知曉、所熟知,補上紅軍長征歷史上的這個重要篇章。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郭奔勝 孟昭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