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貴族精神”
在螺旋槳飛機的二戰時期,雙方戰斗機飛行員甚至可以看到對手的臉和表情。如果記往那個飛機編號,甚至可以知道跟自己對戰的是誰。
古代武士的決斗不正是如此?
張釗維思索,與日軍飛行員對決的中國年輕人是抱著怎樣的想法,與侵略者在云霄間生死相搏呢?
在中國空軍抗戰的史料中,張釗維讀出了他后來定義的“貴族精神”——
中央航校第三期畢業的沈崇誨出身富裕家庭,清華大學土木系畢業。但九·一八事變以及一·二八事變后,他毅然放棄優渥的工作,進入當時的中央航校,從光頭的入伍生學起。沈崇誨心中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效死”國家。戰前,他曾透露過:必要時,將駕機和敵人同歸于盡。
1937年8月19日,淞滬會戰不到一周,沈崇誨隨大隊出征,預定轟炸長江口外海的日本軍艦,但在杭州灣上空因飛機有狀況而脫隊。其后,沈崇誨與后座的陳錫純,在白龍港海面連人帶機沖向敵艦,與敵人兵艦同歸于盡,踐行了中央航校“我們的身體、飛機和子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于盡”的校訓。
1938年4月29日是那年日本天長節(天皇生日)。是日,日軍出動54架飛機空襲武漢。兩軍對壘,近百架飛機在空中纏斗。短短半小時,日機被擊落21架,中國飛機損傷12架。
還在住院的陳懷民,頂替患病的戰友升空迎敵。擊落一架日機后被五架敵機圍攻,飛機油箱著火,沒有跳傘,而是果斷加足油門,撞向日機同歸于盡。
陳懷民犧牲前曾說:“每次飛機起飛的時候,我都當作是最后的飛行。與日本人作戰,從來沒想著回來!”
“這就是貴族精神。”隨著紀錄片制作的進程,張釗維漸漸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并不是延續那種王室血緣、權貴世襲的傳統貴族。因為我相信,即便在現代社會,我們仍然需要一群有能力的青年人,去展現一種無怨無悔地為社會奉獻、為下一代犧牲的高貴精神;他們有清楚的目標與良好的訓練,他們面對生死攸關的挑戰時能夠勇毅地迎向前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會耍小聰明、不會采取機會主義的退路、不會畏縮、不會人云亦云終至不知所云。”張釗維說。
知曉義利之辨、明白生死之辨,還從事一項可持續發展的事業——張釗維從三個維度定義了自己心中的貴族。
誰不畏死?何況風華正茂、家境優良的青年。但當敵人破門而入時,即便有再多的不舍,為了祖國,這些優秀的年輕人下決心斬斷自己的未來。
1937年犧牲的王牌飛行員劉粹剛,在給妻子許希麟最后的家書中寫道: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
1945年5月,犧牲在勝利前夕的張大飛在絕筆信中說:“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在采訪中,張釗維一再提及,當年成為空軍飛行員的年輕人大多出身良好,接受過很好的教育。如果沒有遭遇國難,這批青年應該能擁有很好的生活。
在當時的空軍里,有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林徽因的弟弟林恒、王光美的弟弟王光復、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張釗維認定,正是這批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后,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新人類決定了我們民族今天的面貌。
正如曾在1937年“八一四空軍大捷”擊落一架日機的張光明,在與《中國空軍抗戰記憶》一書作者朱力揚談起70余年前的往事時說:“很自然做了該做的事,如此而已。”
“我覺得這是人生的課題之一,去想面臨那種(生死)情境的時候你會做什么決定。它不是你每天都要做的功課,沒有那么嚴重。但是,如果你生命有80年,其中有90分鐘讓你想這個事情,我覺得也夠了。不是夠了,是應該的。”張釗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