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菱公司與中國受害勞工和解書全文公布

　　編者按

　　今年的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71周年紀念日。今年6月1日，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在北京向擄日中國勞工謝罪，雙方達成和解，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行動取得里程碑式的重大勝利。值此，中國對日民間索賠聯合會決定將三菱公司與中國受害勞工簽署的《和解協議書》全文公布，以供讀者了解此次和解協議的細節及其歷史意義。

　　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日本戰敗投降的日子，到今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已經整整71年。在這一年的6月1日，日本三菱綜合材料株式會社(以下簡稱三菱公司)在北京向中國二戰受害勞工謝罪，雙方最終達成和解，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行動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勝利。因此，對于那些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生命和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中國受害者來說，今年是意義非同尋常的一年。

　　如今，中國受害勞工之一、87歲的閆玉成老人與日本三菱公司簽署的和解協議已經履行完畢。他授權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先生將“和解協議書”全文公開。對此，童增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雙方能夠達成和解是解決戰后遺留問題的一個很好的范例，協議應該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分享。他還表示，對日民間索賠行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促進世界和平。

《和解協議書》文本原件。

　　“中國的《安妮日記》”

　　1990年，童增寫下《中國要求日本民間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的“萬言書”，發起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行動。這封“萬言書”在全國范圍內點燃了一把烈火，成千上萬名遭受日本侵華戰爭暴行的中國受害者以及遺屬看到了贏得公平和正義的希望，他們決定為此站出來，保持了半個世紀的沉默不應該再繼續下去。

　　很快，童增就收到了來自中國各地雪片般涌來的支持信件。這些信件提供了中國戰爭受害者及其遺屬在日本侵華戰爭的鐵蹄下所遭受的種種暴行的痛苦回憶和控訴，其中就不乏被擄中國勞工以及遺屬的來信。數年間，童增收到了大約1萬封這樣的信件。這些信件作為“童增書簡”翻譯成英文，被公諸于網上。

　　為了更好地保存“童增書簡”，美國華僑柴大定、曹贊文等人在美國注冊了非營利教育組織“10000個正義的呼聲”，并與童增一起創建了“10000個正義的呼聲”網站。柴大定先生表示，這些信件令他想到了著名的《安妮日記》，如同15歲的納粹受害者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成為希特勒瘋狂屠殺猶太人的鐵證一樣，這些中國受害者的信件也成為侵華日軍實施“三光政策”罪行的鐵證。

　　今年6月1日，日本三菱公司為在二戰中使用并虐待中國被擄勞工表示謝罪并與受害勞工以及遺屬達成和解后，童增為了讓更多的受害中國勞工能知道這一信息并獲得賠償，他又從這1萬封信件中發現了來自三菱勞工以及遺屬的兩封信，并立刻給信中提到的7位勞工發信聯系。寄出的7封信中有3封因地址變遷被退回，而另外4位三菱勞工的后代陸續聯系到了童增。相隔20多年后依然能夠聯系到其中4位受害者的遺屬，讓童增感到非常高興。這4位受害勞工的家屬中已有兩人在當地勞工相關機構登記，而另外兩人尚不知道日本三菱公司謝罪一事，因為時隔多年，他們認為對日本三菱公司索賠無望已經放棄。

　　國力強盛終促“三菱”謝罪

　　童增介紹說，此次日本三菱公司謝罪以及與中國勞工達成的和解同戰后其他加害國所做的謝罪和賠償相比，是形式上更為全面、謝罪金金額最多的一次。例如，德國對受害者的賠償偏向于道義上，只是象征性的。而日本對韓國受害勞工的賠償最多的一次也只是每人相當于7萬元人民幣。由于近年來我國綜合實力以及捍衛領土完整的決心增強，在這一大背景下，中國方面為索賠扣押日本三井公司商船、康健律師等為中國勞工索賠訴訟在中國成功立案、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屢次向日本駐華使館要求謝罪賠償等活動才能順利進行。童增認為，是中國國力增強以及在國際上不斷增長的影響力這一大環境下最終促成了日本三菱公司的謝罪。

　　童增還提到了日本三菱公司謝罪前的一個細節：此前，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三菱”與中國受害勞工達成和解，致使“三菱”在業務開展上進退失據。最終，出于人道、人權的考慮以及為了公司未來的發展，日本三菱公司高層在今年6月董事會換屆之前，作出了和解的決定。

　　童增表示，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居，同時是亞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兩個國家，如果不能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如果日本不對過去的罪行表示謝罪并持有正確的歷史觀，那么必將對兩國關系乃至世界和平產生不利的影響。他表示，這次日本三菱公司謝罪對日本社會影響很大，準備借助這次成功的范例向日本政府施壓，爭取讓日本政府像對韓國“慰安婦”謝罪一樣向中國二戰受害勞工謝罪。

　　和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除了接受與日本三菱公司達成和解方案的一部分中國受害勞工，另外還有一部分受害勞工以及遺屬仍在堅持以訴訟方式要求日本加害方謝罪、賠償。對此，童增表示，參加和解與起訴是兩種不同尋求公平與正義的方式，兩者并不矛盾。戰后，德國設立了“記憶、責任、未來”基金會，而沒有通過法律手段。從日本到北京，有過20多年訴訟經歷的童增認為，法律訴訟會涉及很多國際法、國內法等法律問題，因此有一定的難度。

　　對于堅持起訴的勞工，童增表示支持他們的選擇。另外他表示，達成和解為解決戰后遺留問題開啟了一種可行性，但不管什么方式，目的都是為了讓日本加害方進行謝罪、賠償。

　　感謝日本友人提供的幫助

　　童增在20多年的對日民間索賠活動中，接觸了一些持有正義立場的日本友人。“日本人戰后對國際社會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當今日本人能夠為爺爺輩所犯下的罪惡謝罪很不容易。”童增表示，“加害方只有表示謝罪才能化解與受害者的恩怨，一些日本律師免費為中國勞工打官司20多年，很感人，他們這樣做都是為了正義與和平。”

　　據童增介紹，日本政府方面也曾通過這些日本律師與進行索賠的中國受害者方面作過溝通。他表示，日本政府前不久向韓國“慰安婦”進行謝罪，雖然這里面涉及戰略利益方面的原因，但它急于卸掉“歷史包袱”是更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他表示有信心讓日本政府向中國受害勞工進行謝罪。“我們這一代能解決的事，就不要留給下一代。”童增說。

　　本報北京8月1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