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曾經“火”過不止一次的“火書記”又“火”了。
7月13日早間,甘肅廉政網發布消息稱,曾在2011年1月至2017年4月擔任甘肅武威市委書記的火榮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甘肅省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嚴格地講,此時此刻落馬的火榮貴,早已不應被稱作“火書記”,因為早在2017年4月,火榮貴就卸下了擔任了6年之久的武威市委書記一職。同年的7月18日,政協甘肅省第十一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將火榮貴任命為政協甘肅省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因此,火榮貴的正式稱謂,應該是“火副主任”,而非“火書記”。
然而,輿論界還是更喜歡用“火書記”這個名字來稱呼這位曾經的地方大員,其中原因十分明顯,火榮貴在武威任職期間實在太過“高調”,其種種做法,引發過不止一次的輿情騷動。換言之,早在此次落馬之前,火榮貴就早已“火”過不止一次。
對于主政一方的黨政官員而言,出名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壞事。有些官員因為做出了出色的政績,而成為“明星官員”“網紅官員”,無疑是令人喜聞樂見的好事;但反過來說,也有一些官員,因為粗暴施政、作風不檢,而背上了種種負面聲譽,這樣的名顯然還是不出為妙。
火榮貴最“火”的一次,無疑是發生于2016年的“記者被捕事件”。當年1月7日、8日,《蘭州晨報》《蘭州晚報》和《西部商報》駐武威的三名記者先后失聯。1月25日,涼州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決定,三家報社的三名記者涉嫌敲詐勒索罪,分別被批捕、移送起訴、繼續偵查。
2月6日,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在其新浪官方微博發布了《關于對“張永生涉嫌敲詐勒索案”核查情況的通報》。通報稱,1月7日,涼州區公安局民警在對張永生涉嫌嫖娼留置盤問過程中,發現張永生系2016年1月4日武威市公安局批轉的舉報信中的被舉報人,遂就舉報信反映的敲詐勒索問題同步進行盤問。1月8日,涼州區公安局以涉嫌敲詐勒索罪對張永生立案偵查,并于1月18日提請批準逮捕。
然而,這一通報,卻在輿論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與不滿。當時,上游新聞報道稱:三名在這次拘捕中失聯的記者,都曾深挖武威“巧克力女孩”事件,因此有許多人都懷疑記者失聯與此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