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東莊鎮資料照片介紹 莆田系賺取巨額財富建豪宅

　　在改革開放前，東莊一直是莆田地區貧窮的代名詞。在莆田，東莊另一個名稱是“界外地”，這個名稱的意思是“不在官方統計之內”，這里的老百姓窮得連稅都不用交。為了度過每年的幾個月饑荒，當地漁民就用海產品如牡蠣之類的，換地瓜渣吃。林金春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東莊之所以如此貧窮，和當地人多地少有關系，因為靠海，東莊的許多耕地鹽堿化，農作物產量不高；另外，因為距離渠道較遠，農作物經常缺水。”這個缺水、少地、土地鹽堿化的濱海小鎮， 鎮民們一直為生計而奔波。

　　鄉村醫生陳德良的一張偏方，徹底改變了東莊人的命運。陳德良何許人也？》》相關：莆田系祖師爺陳德良資料照片背景

　　一位民營醫院老板贈給陳德良的詩是這樣歸納的：“刀槍棍棒出名聲，琴棋書畫弄寸光。胸懷大志凌霄漢，身居小閣好望山。十萬弟子闖天下，一代宗師數德良。”這首詩裱好掛在陳德良自家的飯店里。陳德良的權威在東莊鎮顯而易見。東莊鎮在外面辦醫院的老板們，包括詹國團、詹玉鵬這樣的大鱷，只要有讓他覺得不對的地方，他都可以訓斥一番。盡管他總是謙稱“你們是大老板”。

　　有人這樣評價陳德良在東莊的地位：達摩之于少林寺。莆田的民營醫院老板一直以行事低調著稱，本刊記者通過各種途徑，都沒有一個醫院老板愿意以真實身份公開接受采訪。但是，外人眼中神秘莫測的游醫鼻祖陳德良，卻坦率地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對許多敏感問題也不回避。陳德良1950年12月出生在莆田東莊鎮，在五兄弟中排行老二。和當初的許多性病游醫比起來，陳德良還是有醫學基礎知識的。陳的祖父是當地中醫，陳德良年少時就看過一些中醫方面的書籍。

　　“文化大革命”后，不到20歲的陳德良，在當地當起了“土醫生”。改革開放后，為貧窮所困擾、急著尋找出路的陳德良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會，憑著僅有的那點醫療知識，他走出東莊這個海濱小鎮，到全國各地闖蕩。上世紀80年代初，陳德良在廣東拜師學藝期間，師父把一個治療皮膚病的祖傳秘方交給他，陳德良用這一秘方為不少皮膚病人治好了病，他一下子成了人們口口相傳的“名醫”。

　　后來東莊的鄉親們發現，陳德良一天賺的錢比他們一個月賺的還要多。“剛剛改革開放不久，人們的衛生條件太差，衛生知識又不多，那個時候得疥瘡的人非常多，許多人到醫院治療后又復發，但用了我的藥水后很快就好了，找我看病的人越來越多，名聲也大起來了。”陳德良這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陳德良賺了大錢之后，并沒有忘記他的窮鄉親和親戚們，許多人前來拜師，他收了八個徒弟，基本上都與陳德良沾親帶故，其中之一就有詹國團。 性病游醫走遍天下 從此以后，治療皮膚病的秘方就不再屬于他一個人了，八個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膚病秘方就在東莊鎮迅速而廣泛地傳開了。貧窮的東莊人終于找到了致富捷徑。

　　陳德良始終認為，即使是當初東莊人開始行醫時，他們也并不是像外人說的那樣一點不懂。“當時莆田衛生協會曾辦了個函授班，我的徒弟們都拿到課本之后還要考試，通過考試之后，莆田衛生協會會發給一本證書。”但是，經過幾年行醫之后，東莊人發現，醫療界的另一新興領域---性病市場越來越大，轉做性病行業更加賺錢。

　　陳德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到了1990年前后，當時社會上賣淫女之類的開始多起來，性病市場前景很好，當時的國有醫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這個病，也不敢打廣告，國家有這個漏洞，老板們就投機倒把搞進去了，說實話，當時確實有些亂收費的現象。”陳德良笑著坦率地說。陳德良認為，改革開放初期的民營經濟，許多行業都存在不規范的現象，所以有些亂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醫們開始具備全國范圍的“影響力”。王海和許多媒體針對莆田游醫而調查出來的實情，并沒有陳德良對本刊記者說的那么簡單。當時的許多報道給莆田性病游醫歸結出以下幾條：他們敢把沒病的人說成有病；敢把一個療程的病治上10個療程；敢把十幾元一瓶的藥賣到200多元。無論是王海還是一些記者，常常親身體驗式暗訪，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記者常常會被檢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國媒體和公眾對莆田性病游醫最為關注的年份。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記者，對性病診所集中的近十條街道進行了拉網調查，共統計到專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診所214家，其中，僅在火車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裝城附近的雙塔北路一條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計性病診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診所超過了米鋪。

　　1999年5月14日，按照廣告上刊登的地址，兩位健康的記者來到山西機床廠醫院暗訪。一個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鏡看了看“患處”，一臉嚴肅地問同行的另一個記者：“有沒有亂搞男女關系？”然后在診斷書上寫著：念珠菌龜頭炎，要趕緊治療。接著，兩名記者走進太原市康復醫院，被一個老“大夫”診斷為“急性淋病”，并讓女護士注射220元一針的“進口藥”，記者再三推脫，最后被迫買了一盒價值65元的“特克淋梅”。該藥被太原市藥檢所判定為三無假藥。在山西省皮膚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診斷記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說，治好這個病最少要半個月，要花幾千元。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診所黑幕的第一篇報道后，便不斷接到威脅電話。

　　據當時的《都市生活》報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稱為私人診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門來，要記者“不要繼續亂說，否則，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條腿。”隨著報道的進一步深入，這家媒體的記者接連遭到跟蹤、搶劫和電話威脅，一個聲音嘶啞的男子在電話中說：“我要炸掉你們的大樓！”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縮，刊出報社大樓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標出所在的詳細位置。明目張膽的威脅引起了全國新聞同行的震驚。后來證實這些游醫就來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發了莆田性病游醫的詳細報道，記者壽蓓蓓如今仍對當時采訪中的一些細節記憶猶新，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當時一位衛生系統官員曾頗為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說衛生部糾風辦曾針對莆田游醫集團專門發文，措辭嚴厲：“福建省莆田市農民游醫占國團(即為詹國團)、陳金秀詐騙團伙在全國各地以金錢鋪路，承包經營國有、集體醫療衛生機構開辦的性病、泌尿專科門診，甚至承包整個醫院或皮膚性病研究所，大肆進行詐騙錢財、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動，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嚴重損害了國有、集體醫療衛生機構的聲譽。” 莆田詹氏的醫藥帝國 政府主管部門嚴辭通報，全國多家媒體曝光報道、民間打假人明查暗訪，在1999年，許多人都以為，東莊的性病游醫們估計要遠離醫院了。但事實恰恰相反。

　　之后的幾年，中國的民營醫院大部分掌控在了東莊人手中。七年之后的今天，東莊人不但沒有從中國醫療領域銷聲匿跡，反而低調加速擴張。莆田的《湄洲日報》報道說，東莊鎮有2.1萬外出人口，在全國100多個大中城市從事醫療行業，經營醫院200多家。據估算，全國現有上規模的民營醫院約80%為東莊人所有，固定資產300多億元，行業年創利潤13億元。曾被王海、媒體乃至衛生部糾風辦調查、曝光乃至通報的詹國團，這位陳德良的開山弟子，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是東莊做得最為成功、但也被曝光最多的游醫。

　　一份名為《1998，王海殺進性病市場》的材料中稱，當時以詹國團為首，詹國營、詹玉鵬、詹國連、林宗金等為骨干的莆田游醫集團，是莆田游醫的中堅力量。陳德良對這一說法作了澄清，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實際上詹國團和詹國營、詹玉鵬、林宗金他們并非是傳說中的師徒關系，只是同為一家公司的股東，只是股份的大小不一樣而已。”陳德良還說，“詹玉鵬論輩分比我還大，我得叫他叔公，盡管他年齡比我小，他曾經在三明的一個國有企業上班。林宗金，還有詹國團的幾個弟弟詹國連、詹國營等，我都親自帶過他們。”只要了解中國民營醫院現狀的人都會明白，為什么陳德良要對詹國團、詹玉鵬、林宗金等人的身份強調得如此清楚。

　　因為這幾個曾從同一個公司出來的掌門人和骨干們，目前連同他們的嫡系，已經成為中國民營醫療界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而他們三人都把上海作為重要根據地。詹國團在上海注冊成立了上海中嶼投資集團，根據上海市工商局的工商資料，該企業僅注冊資金就達一億元人民幣，詹國團、詹國連和詹國營都是股東，詹國團相對控股。這家公司擁有至少18家民營醫院和托管醫院，28個法人實體。

　　詹國團還在新加坡注冊成立了新加坡中嶼國際醫院管理集團，在許多場合，中嶼系經常以新加坡外商身份出現。詹玉鵬創辦了新加坡中駿醫院管理投資集團，據稱此人已入新加坡國籍。該企業在無錫、濟南等地投資辦醫療機構時，當地媒體都冠以“外資”招牌。根據知情人士透露，詹玉鵬也經常在上海，他是上海市福建商會會員。中駿至少擁有17家法人實體，至少有14家民營醫院，在國內，冠以瑪利亞女子醫院的，多數是詹玉鵬的嫡系部隊。林宗金也早已自立門戶。他創辦了上海澳信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同時也在新加坡注冊了公司，名為新加坡澳信醫院投資管理集團，有一種說法，澳信和中嶼、中駿等交叉持股。

　　根據公開資料，澳信系下至少有15家民營醫院。詹萬龍的上海長江醫院因為頻頻被媒體曝光，是上海最有“知名度”的民營醫院之一。根據莆田相關人士透露，詹萬龍和詹國團他們走得較近，但他們是否有血緣關系尚不能確定。“現在東莊人辦的民營醫院絕大多數是很正規的，”陳德良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反復強調這句話。詹國團們不但在上海注冊了實力雄厚的股份公司，有的還按上了外資的外衣，似乎莆田游醫們普遍已“改邪歸正”。 他們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難啊！

　　11月初，許多莆田系的民營醫院投資者們感到了一絲寒意，不是因為冷空氣，而是來自浙江杭州的一則消息。11月2日上午，杭州華夏醫院虛假廣告案中的兩名直接責任人楊國坤、楊文秀被江干區人民檢察院批準并正式執行逮捕，二人均涉嫌虛假廣告罪。以此罪名批捕犯罪嫌疑人在全國尚屬首例。楊國坤和楊文秀都是福建莆田人。“這次動真格的了”、“終于開始了”。許多莆田系民營醫院從業者對華夏醫院一案如此感慨。

　　事實上，無論是1998年王海打假、1999年媒體揭性病游醫黑幕，還是前不久上海長江醫院的送子神話被曝光，莆田系的民營醫院可能會受到行政處罰，可能會在醫療糾紛中輸掉官司，但不管虛假廣告如何夸大醫療效果、無良醫生如何忽悠患者，幾乎很少有人因此而招來牢獄之災。特殊利益集團概念提出后，就有專家和業內人士討論：醫療領域是否也有特殊利益集團。經濟學家郎咸平的答案斬釘截鐵：當然有。對許多莆田人來說，秀嶼東莊的民營醫院老板們無疑是致富神話，莆田人的驕傲。“頭腦靈活，敢作敢為。”這是許多莆田人對東莊的民營醫院老板們的評價。面對在外做得越來越成功的民營醫院老板們，莆田地方政府也把他們作為招商引資的重要對象，突破口是醫療器械業。

　　11月1日下午，莆田市舉行藥品醫療器械行業懇談會。莆田副市長張麗冰在會上強調：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藥品醫療器械行業的發展，已將醫藥產業重點列入湄洲灣港口城市建設的規劃當中。在秀嶼，一個醫療器械工業園正在籌備建設之中，準備作為容納返鄉醫療器械投資者的場所。有東莊民營醫院從業者盛贊莆田市委市政府這些舉措，認定這是“英雄莫問出處”的實踐。《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通過秀嶼區宣傳部門、莆田市宣傳部門試圖采訪當地黨委政府領導，但都被以沒空為由拒絕了。其中，莆田市委宣傳部一位張姓科長接到本刊記者電話時，他還彬彬有禮。但當記者說出“到莆田采訪有關民營醫院”，沒等記者把話說完，張科長就顯得很不耐煩，連說，“沒空。我們都在開會，沒空，人都不在。”記者又兩次直接和秀嶼區新任區委書記陳志強聯系采訪，但其手機都無人接聽。當地黨委、政府對莆田系民營醫院很少公開發表意見。

　　秀嶼區前區委書記李輝龍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曾表示“民營醫院無疑是必要的，關鍵是政府如何鼓勵、扶持、規范。政府不扶持，他們就可能要倒掉。很多人不知道，他們在外面做事情有多難啊！辦一個醫院，要順順當當拿到營業執照談何容易？他們真的很脆弱，可以說是弱勢群體。關鍵是社會不要歧視他們。現在很多人還是習慣思維，一提到民營企業就認為是生產假貨的，一提到民營醫院就認為是騙人的。現在，幾乎所有領域都向民間資本放開了，為什么民資就不能介入醫療行業？” 郎咸平的憤怒 和莆田地方黨委政府領導理解“辦民營醫院的難處”相比，陳曉蘭、郎咸平們似乎就沒那么寬容了。郎咸平介紹了他們關注莆田系民營醫院的前后經過。事情起源于2005年年終。當時，《財經郎閑評》節目組不斷接到患者對民營醫院的投訴電話，控訴醫院“沒病說成有病，小病說成大病”的惡形惡狀。郎咸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根據我們的調查顯示，那些醫院里面，所謂的性病，只有5%是真的，95%都是假的。”他們甚至會在上海市的公共廁所內噴上生漆---“然后你下部會癢，去看病，隨便就說你有性病，花兩三萬再放你出來。”郎咸平這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上海女醫生陳曉蘭，9年里一直與假冒偽劣醫療器械作斗爭，上海市委代理書記、市長韓正曾在一次衛生會議上，用三分之一時間講陳曉蘭的事跡。而上海打假醫生陳曉蘭主張，應對違規操作的部分莆田系民營醫療機構要采取重典治亂：“我現在反映的問題基本得到了認可，但當事人沒有一個被查處過。要打的話，就要休克療法。”陳曉蘭認為，“目前許多造假者和騙子們之所以有恃無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處罰過輕。目前醫院使用無效的或者假冒偽劣的醫療器械，或者說民營醫院欺騙患者，引起醫療事故，這些最多都只能算醫療糾紛，要么是行政處罰，要么是民事賠償。實際上，在我看來，許多醫院沒病當有病看，小病當大病看，實際就是犯罪行為，犯罪的四要素都具備了。應該作為犯罪處理。但衛生監管部門一查，卻只得出個過度醫療的結論。”

　　今年1月份，滬上熱播欄目---“財經郎閑評”曾播出一期關于福建莆田人詹國團興辦民營醫院的節目，但開播當晚便遭停禁，并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導致該欄目停播。“他們搞定了多方官員，這是繼廈門遠華案后最大的腐敗案。”“郎監管”一臉嚴峻。天花亂墜的廣告，不規范的醫療行為，民營醫院的“信任危機”已顯得積重難返。除了自辦醫院，不少民營醫院經營者還將目光投向了公立醫院，采取變相的買斷、聯營方式經營。相關資料顯示，目前，一個投資者要建立營利性醫療機構，三年之后要交33%的增值稅、5.5%的營業稅，如果能“寄生”在公立醫療機構內，稅款就可以逃避。“大家矛頭都指向它，總體來說并非在健康有序的軌道上發展，基本模式較類似。”曾長期從事醫療領域報道的電臺記者丁女士表示。另一方面，民營醫院從業者本身卻常自稱“弱勢群體”。缺乏國家政策扶持、稅收偏高、醫保門檻等都是投資者的“心頭之痛”。出于多方面考慮，好醫生往往不愿意去民營醫院任職。廣東韶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婦科腫瘤專家就曾數次被邀去民營醫院擔任要職，但她對于這些機會均婉言謝絕。理由是在民營醫院工作，個人需要承擔很大風險，且風險與收入不成正比。

　　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中小投資者與以詹氏為代表的家族投資者，在民營醫療領域的命運大不相同。那些自覺無助的往往是中小投資者。對他們而言，民營醫院的經營正變得日益艱難。在莆田，一名出租車司機告訴本刊記者：這兩年投資醫院虧損的人也很多。而當地一名姓鄭的小伙子表示：家族投資者已在該領域形成某種程度的壟斷，比如與電視臺達成協議，只許播出他們旗下醫院的廣告。他兩年前就曾與人合資，雙方各出資50萬元左右去江西開辦醫院，但是因為無法與龐大的家族投資體系抗衡，他虧損了三四十萬元，最終黯然退出。除了參辦醫院，詹國團們還將觸角伸向了上游的醫療器械、醫藥物流等產業，大有將整個產業鏈的利潤攬入囊中的態勢。對此，陳曉蘭醫生說：“這太恐怖了。”中國的民營醫院至今日已走過了約20年的歷程，“郎監管”并不看好詹國團們的前景。“如果這些莆田人真的開始規范經營，您覺得能洗清原罪嗎？”本刊記者問。“這個假設性太強，我不想對他們提任何建議，就事論事。”郎咸平表示：“我們都是沒有權力的人，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呼吁，讓有權力的人來介入。”（部分摘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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