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合鎮少年殺人事件
□沒人敢小看他們,這群少年以小鎮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小鎮將近30%的案件。
□就像香港電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有人不知道要去干什么,但還是去了。最后40多人參與了這場因極小的誤會引發的深夜斗毆。
□龍龍跑得慢,他掉在隊伍最后面,拐彎的時候跌了一跤。
□沖上來的人,再沒給龍龍站起來的機會。6個男孩將他圍攏,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砸向他……
案發現場。
案發時的監控錄像。
龍龍沒了。
4月4日深夜,15歲的龍龍倒在浙江嘉興洪合鎮永興橋路旁,鋼管、粗木棍以及砍刀的刀背,重重地砸向他。
兇手是6個和他素不相識的同齡孩子。
這是一場意料之外的兇殺案。40多個外地少年分成兩派,從鎮子周邊的村莊被叫來,參與了這場深夜斗毆,龍龍也是其中之一。
主謀小毛剛滿18歲1個月。直到被警察抓捕,他才知道,那個被自己用一米多長的砍刀打死的少年,是自己的丘北老鄉。兩個人經歷很像,都是跟著父母,從云南文山的老家舉家來到浙江省嘉興市洪合鎮,做羊毛衫套口的活計。
羊毛衫生意給這個交通便利的東部小鎮,帶來了年入上億美元的完美數據,也讓這里變得擁擠不堪——根據警方提供的數據,10萬人口的洪合鎮,如今超過七成都是外地人。
像龍龍、小毛這樣的外地青少年,“至少超過5000人”。
沒人敢小看他們。這些少年以小鎮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犯下了這座繁華小鎮將近30%的案件。
就像香港電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
國道320把洪合鎮劈成兩半,卡車每天從這里呼嘯而過,帶走小鎮生產的羊毛衫,運送到上海、杭州,再上船遠赴歐美,直到最后變成財務報表里那一欄欄上漲的數字。
這條道路和鎮子主路交叉的地方,便是小鎮最繁華的海寧路口。毛衫城、銀行、賓館把這里圍得滿滿當當,車子鳴笛的聲音從早到晚響個不停。
不過眼下,羊毛衫生意徹底進入淡季,這幾年市場“一年不如一年”,許多小街緊挨著的毛衫小作坊,幾乎都關上了卷簾門。擁有好幾個進出口大門的嘉興毛衫城也過得夠嗆,整個下午沒什么人進出。
小毛也閑下來了。這個春天,父母過完年干脆留在了云南老家修房子,他跟著姐姐回到洪合,不過,沒事干的日子越來越多,只能去網吧和溜冰場打發時間。
兩年前他就輟學了,英語試卷的分數一次比一次低,這個1.65米高、染了一頭黃發的少年徹底沒了上學的興致。他跟父親講,比起再去學校“受折磨”,不如跟著父母,每天從早上6點給羊毛衫套口到夜里1點,“還快活些”。
那時候父親艾正品勸過他,“我是想供你讀書到大學的,你現在不讀了,以后不要恨我。”
“咋可能嘛!”他信誓旦旦地說。
他在溜冰場、網吧、KTV交到了不少“兄弟伙”,這些云南文山少年之間,不流行喊名字,而是像小說里講的那樣,用“小毛”“吊”“拽”“藥”這些稱號,代替名字。
“兄弟伙”和他一樣,平時給羊毛衫套口,最近也都在家閑著。這回,他遇著事兒,一喊,兄弟們都出來了。
“吊”就是其中一個。那晚9點,他正和女友吃完宵夜,這個平常的周一,他原本打算送完女友就回家睡覺,但小毛的一個電話,把他叫了出來。
聚集人手的地方是村里的一家小賣鋪。店里鬧哄哄的,七八個人推搡著,讓“吊”跟著一起去橋頭。
“吊”心里很清楚,“喊這么多人,肯定是要去打架了。”這個19歲的云南少年,兩年前和父母一起來到嘉興打工,這幾年,一家人靠套口掙了點錢,他還交了不少朋友,甚至談了女朋友,“真的一點兒也不想去打架”。
可他不敢拒絕小毛的邀請。
“如果不去,他們以后肯定要罵我,也許以后任何事情都不會叫我了。”這個1米6出頭的小個子,最終下定決心,從同伴手里哆哆嗦嗦接過了一根80厘米長的木棍,站上了橋頭。
幾乎同一時間,另一派的“老大”小貴也在四處喊人。
一個15歲的少年在海寧路口,碰到了怒氣沖沖的老鄉小貴。頂著一頭“紅毛”的小貴帶著七八個人,沖他喊道,要去打群架。
他一愣,隨后乖乖地鎖好車,跟著他們朝鎮外走去。走到嘉興銀行時,三四個他“完全認不到”的男孩加入隊伍,他們的手里拿著一把鋼管和鐵棒。
就像香港電影演的黑道一般,一路走一路有人加入,走到中邦菜場時,隊伍已經壯大到二十來個人了。
這其中,包括15歲的龍龍。
已經沒人說得清他是什么時候來的了,他個頭很矮,1米5幾的小個子站在人群里一臉的娃娃相。母親何麗云還記得,那個晚上,兒子被朋友叫出去時一臉茫然,“他不曉得要去干什么,但還是去了。”
在那之前,這個母親對兒子的印象只停留在,輟學后龍龍“安安靜靜地給羊毛衫套口”的樣子。干完活兒,龍龍喜歡買碗泡面,“邊吃邊看光頭強。”“很聽話,很懂事的。”她不住地念叨,卻說不出光頭強到底講了什么故事,也不認識兒子任何一個朋友。
夜里10點半,40多個來自兩個不同陣營的少年,陸陸續續從洪合鎮周邊的村子聚集到案發現場——永興橋。鎮子這兩年大拆大建,周邊的農房清一色地被“花園式小區”、別墅所代替,連帶著,這些以羊毛衫套口為生的家庭,也分散到了洪合鎮周邊的各個村莊。
永興橋有些遠,小貴和同伴用父母白天拉貨送貨的三輪車,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橋頭和鎮子,將幾十個“兄弟伙”挨個送上了“戰場”。
錯過了最后的獲救機會
遠遠望著橋對面的“敵人”,“吊”已經開始害怕了,可自己的“戰友”,一個比一個興奮。有人拿出了準備許久的鐵棍,那是上一次被人打后專門備下的,平時就放在家里。
80公分長的鐵棍是從做鋁合金窗戶的店里買來的,硬邦邦的,像自來水管一樣,“下次再打架,有這個鐵棍就不會吃虧了。”少年輕描淡寫地解釋道。
已經是晚上11點了,這座繁忙的小鎮依然熱鬧著。昏黃的路燈下,網吧、KTV、溜冰場的音樂聲不時傳出,燒烤鋪子依舊紅火著,在套口機器上勞作了一整天的人們開始享受夜晚的歡愉。
幾公里外的永興橋徹底安靜下來了。拿鐵棒的少年用鐵棍摩擦著橋面,人群中不知誰喊了一聲,“干!”少年抄起鐵棍,嘴里大喊著,沖了出去。
小貴和同伴被這陣勢嚇破了膽,他們慌忙后撤。監控錄像里,二十來個十多歲的少年像受了驚的小鹿,四處逃散。有人唰地就扔掉了棍子,還有人跑著跑著就跌進了路邊的草叢。
龍龍跑得慢,他掉在隊伍最后面,拐彎的時候跌了一跤。
沖上來的小毛和同伴,再沒給這個老鄉站起來的機會。龍龍被逼到角落,6個男孩將他圍攏,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地砸向他。
瘦小的龍龍的額頭很快腫成一個大包,鮮血從鼻子和嘴巴不斷涌出,不到半分鐘,他就再也發不出求饒聲了。
后來,經法醫鑒定,那長達幾十秒的施暴,對這個云南少年造成了嚴重的腦內創傷。
讓警方感到震驚的是,引起這場血案的沖突只是當天傍晚,小毛摟了摟小貴的女朋友。其實,當時小毛就道了歉,可小貴打電話的舉動讓他誤以為是在叫人打架。于是,他“一股火躥上來”,也開始叫人。
再沒人能冷靜下來,打架前雙方還曾通過一次電話,原本打算講和的小毛,通過電話聽到了“棍棒、鋼管摩擦地面的聲音”,他不打算留情面了。
只是,沒人想到,就因為這場小小的誤會,這些少年對素不相識的龍龍大打出手,幾乎“棍棍都往腦門上砸”。
據警方統計,他們中最大的19歲,最小的不過13歲。
四川人小陳第二天就在溜冰場聽說了這場血案,當時警方正滿鎮子抓人。這個21歲的男孩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在他的印象里,他和當時二三十個“兄弟伙”,幾年前做過不少瘋狂的事情,他們大白天下午4點,聚集在海寧路口,和對方“干架”。自己拿著砍刀,跑在最前面沖鋒陷陣。
一場架基本持續將近5分鐘,直到對方的一個人被砍傷,倒在車水馬龍的海寧路口,流了一地的血。警笛聲近了,他們四處逃散。
“警察就那點兒人,他們管得過來?”小陳不以為然,“打快點兒就行了,不要被抓到就行了。其他人才不得管我們呢!”
小陳的話無意間戳中了這座小鎮派出所的痛處。人口10萬的洪合鎮,正式的警察只有二十來個,“還得算上四五個領導。”副所長俞偉祥一直在發愁人少的窘境。
他在隔壁王店鎮派出所任職時,也有類似的遭遇。青少年犯案多,可警察人手永遠不夠。
情況再明顯不過了,每天都有一群年輕人在鎮上無所事事地游蕩,可警察再加強巡邏的班次,也總有疏漏的時候。
尤其到了夜里,搶劫和斗毆變得稀松平常。很多女孩晚上都不敢一個人出門。
夜里,沒有一處是絕對安全的地方。
一個在火鍋店打工的江西男孩,前些日子深夜在店里碰上了一群云南少年,干完活兒的云南少年在火鍋店點了不少酒。喝完,領頭的少年就開始發瘋。他砸了一桌子的碗和盤子,店里的女領班看不下去了,“你快住手,我要報警了!”
“媽的,要你管。”
少年一把扯住女領班的頭發,像拿著一個碗,一下又一下地砸向桌子。碎玻璃碴劃破了女領班的頭,血順著頭發流下,女領班發出驚恐的尖叫聲。
“簡直就是恐怖片。”這個18歲的少年說,自己已經后悔來到洪合了,這里“沒有他想象的那么好”,還“特別危險”,他打算,干滿這幾個月,回老家復讀,參加高考。
重慶男孩小羅也后悔了。他也很想離開洪合。他和父母住在永興橋附近,一家人以套口為生。案發那天晚上,他并沒有睡著,隔著窗戶,他清楚地聽見了怒罵聲、棍棒擊打聲,以及龍龍的哭喊聲。
可他不敢站出來。
這個少年曾目睹過幾個云南文山的混混搶劫,他害怕那些人,害怕那些棍子砸在自己身上。
龍龍就這樣錯過了最后的獲救機會。據法醫透露,龍龍被打后,顱內出血嚴重,幾乎當場失去了生還的可能。
“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血案發生第二天,警方就將幾名主要嫌疑人抓獲。40多個打架的孩子里,有人已經逃到了嘉興市區,還有人準備躲回老家,而小毛,哪兒也沒去,就待在隔壁鎮的姐姐家里。
奇怪的是,警方第一次做筆錄時,除了小毛果斷承認,其他嫌疑人都清一色地回答,“不知道棍子是誰拿的”“我沒有打龍龍”“哪些人打的我也沒看清”……
俞偉祥對這樣的答案已經見怪不怪了,“推卸責任、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有人在。”
事實上,這場血案還夾雜了些許“設計”的味道。盡管是臨時起意,但小毛和同伴還是早早趕到永興橋頭,并安排了十幾個個頭高、力氣大的同伴躲在暗處,等到對方殺過來時,“再出來,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從警十余年,俞偉祥和很多少年犯打過交道,這些少年進派出所的次數不比回家的次數少,“面對警察一套一套的。”
這個老干警見過一個外地少年,從8歲一直偷到了18歲。一路從洪合偷到嘉興、杭州,杭州警方抓捕他時,驚訝地發現,這個少年“打開”一輛車的車窗只需要7秒鐘。這個少年個頭長高了,染了一頭黃發,可俞偉祥只要看一眼監控,憑背影就能認出。
“警方很多時候也沒辦法,像這種小孩,沒到刑事責任年齡,抓了只能教育一頓放人,放出去沒隔多久又犯事。”他已經有些厭倦了這種貓捉老鼠的游戲。
俞偉祥不再指望孩子的父母了。他曾給許多犯事少年的爸媽打電話,可對方一聽是派出所,立馬一副不耐煩的態度,“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這次逮捕的多名嫌疑人都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在審訊時應有法定代理人到場,可他們聯系后,沒有一家的父母愿意來派出所。
“他們心里清楚得很,犯罪成本低,反正我們也不能把他們怎么樣,大不了關幾天就是了。”辦案警官錢曉偉說起這個就來氣,“當父母的,只管生,不管教。”
這個年輕的警官心里一直有個結。頭幾年,他剛工作時,遇上了一個首次偷盜的孩子,他跟孩子語重心長地講道理,告訴他,偷盜的行為是犯法的,如果年齡再大點,是會判刑的。
那次,孩子哭得稀里嘩啦,跟他承諾,“再也不會去偷東西了。”可沒過多久,這孩子就因為偷盜再次被抓。這回,錢曉偉再講道理,對方“左耳進,右耳出”。
再一次被抓進派出所時,那個孩子把頭埋在胳膊里,已經拒絕和他溝通了。
“我們說的話能當飯吃么?他一晚上偷車就能掙幾千塊錢,你說說,他會聽警察的還是那些小混混的?”這個當了5年警察的年輕人嘆氣。
沒有什么能阻止少年案件的攀升了。30%的案件里有碎尸案、輪奸案…… 不久前震驚當地的一起輪奸案,幾個外地男孩對同鄉的女生下了毒手,在這幾個施暴男孩眼中“不過是一件小事”。
“這些網上才有的東西,現在都發生在了洪合,還全是孩子做的,你能想象嗎?”警察反問道。
“這些孩子太可怕了,在哪兒都是定時炸彈,不光是洪合,你以為北上廣就不會發生嗎?”有當地人看到新聞報道后,為這些孩子的殘忍感到后怕。
龍龍媽媽后來才知道,血案發生半小時后,小貴和同伴才慢悠悠地趕回橋頭,從一攤血跡里把龍龍拖上車,帶到了鎮上的賓館。根據往常打群架的善后經驗,他們買了點兒藥,以為“給他擦一擦,想著等到天亮就好了”。
但龍龍毫無反應。
殺人之后,小毛甚至跟小貴打了個照面,帶著勝利者的姿態聽對方講,“我們都有些不對,雙方道個歉算了。”
小毛點頭以示同意,隨后兩人言和,各回各家。
“晚上的事情解決了,他們以后不敢來了。”小毛還用幾分得意的語氣,向隊友立刻報告了戰況。
那是他以為的這場群架的結局。
“你們做這些東西有什么意義呢?”
“爸,我出事了。”
“你怎么了?”艾正品接到兒子小毛的電話時,正在老家修房子,他匆忙丟下手里的活,聽著電話那頭的兒子說,自己跟人打了架,好像打死了人。
“你為什么要打架啊?”他忍不住問。
“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兒子不耐煩地回答,隨后拒絕了父親自首的提議,“我不能去派出所,我這么小,他們肯定要打我。”
那是艾正品最后一次和兒子聯系。此后,盡管他買了最早的航班,跨越了幾千公里,也沒能見上兒子。
直到現在,他也不知道兒子到底為什么打架。
這個年邁的父親有3個女兒1個兒子,小毛是最小的孩子。他總是順著兒子,讀不讀書、打不打工、打什么工都聽兒子的。他一直念叨著,“兒子很懂事的,以前從沒惹過事。”
在他的印象里,家里套口忙起來常常是從清晨干到半夜,兒子每次都跟著一起干,也不抱怨。只是,一休息,小毛的眼睛就“掉進手機里出不來了”,兒子不怎么跟家里人說話,卻喜歡對著手機傻傻發笑。
這個父親太忙了,老家的新房、洪合的套口生意、兒子未來的婚事,樁樁件件他都得考慮。他忙到沒時間在意兒子有什么愛好。
龍龍的父母也很忙。前些年,云南老家的干部發動他們一起來嘉興掙錢。這一年,羊毛衫生意淡了,龍龍的媽媽還跑到粽葉廠洗粽葉,掙一個月2000塊錢的辛苦錢。
夫妻倆已經離目標很近很近了。再等3年,兒子滿18歲了,夫妻倆就會自豪地跟龍龍講,“修房子、娶媳婦、還是買車,你選吧?爸媽能幫你做一件事。”
她幾乎沒有休息過。這個皮膚暗黃、掛著黑眼圈的母親說不清自己到底住在村子哪個位置,也忘了兒子的電話號碼,更記不清龍龍是哪一天突然說起,自己再也不上學了。
“打死也不去,去也是白白浪費錢。”龍龍堅決地說。父親把龍龍拖到了學校,一轉眼的工夫,孩子竟然比自己先到家。他氣急了,用套口的足足50公分長的綠色傳送帶,狠狠地抽了兒子一頓。
但這對父母能做的,也只是如此。
“我當時讓他跟我們一起來嘉興,他還不樂意,說這邊必須能上學,否則才不來。”龍龍的媽媽有些哽咽,她當時求了打工學校的校長,讓兒子插了班。可夫妻倆誰也想不到,僅僅一年后,兒子就那么激烈地拒絕上學。
已經沒人知道答案了,龍龍的書本上到處是亂涂亂畫的痕跡,只用了一年,他的語文成績就從七八十分掉到了27分。
兒子被打那一晚,他們以為孩子只是去了親戚老鄉家住,連個電話也沒打就安心入睡了。直到夜里3點,3個“染著黃毛”的男孩敲開家門,告訴他們,“龍龍被人打了。”
在那之前,龍龍每次外出歸來,都告訴父母,“跟朋友去公園玩了。”
她想都沒想過,給全家人帶來金錢和希望的洪合鎮,竟然把孩子“染”壞了。
許多小賣鋪的里屋都藏著老虎機,三五成群、 “等到18歲就可以進廠了”的輟學少年,一打老虎機就是一個上午;街邊的娃娃機里,裝的不是玩具娃娃,而是種類繁多的煙;地下溜冰場空氣不通、音樂震得讓人耳鳴,生意好的時候卻足有上百個孩子。
“這里就是一個滋生細菌的地方。”洪合鎮派出所副所長俞偉祥說。
血案發生那晚,小毛最早就是在溜冰場集結自己的人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向溜冰場老板求證當天的細節,卻被他反問道:“你關了這些溜冰場,那些孩子就不犯事了嗎?你們做這些東西有什么意義呢?能怎樣呢?”溜冰場老板說。
“真的沒有第二條路了”
龍龍沒了,一家人再也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了。家里拉貨的電瓶車半個月沒用了,連電也沒充。龍龍的媽媽決定,和老公回鄉,再不要來洪合這片傷心之地。
兩個女兒依然留在洪合給羊毛衫套口。龍龍媽媽最放心不下二女兒。為了便宜,二女兒和三十來個人擠在一間大出租房里,干什么也不方便。
在夫妻倆租住的九聯村,這種情況并不少見。洪合鎮的房租太貴了,套口時機器發出轟隆隆的響聲,還會被鄰居投訴。這些從西南大山深處趕來東部沿海淘金的人,只得又一次住進了農村。
龍龍所在的學校是一所私立的打工子弟校,斑駁的三層綠色小樓外,是一片廢墟。
只隔了一個公交站,是鎮上的中心小學,幾棟5層小洋樓矗立其中,一到放學時段,車子把路口圍得水泄不通,車輛鳴笛聲響許久。
龍龍去世的消息,許多人不知道。幾位曾經的同班同學聽到龍龍的大名后,瞪大眼睛,想了許久,才說,“他總是一個人坐在第一排,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成績很差。”
除此之外,再無更多的印象。
不過,像龍龍這樣輟學,倒不算這所打工子弟校的新鮮事兒。一名八年級女生記得,剛開學時全班還有八十來個人, 一個學期不到,就只剩下了50個。班級也從兩個變成了一個。
“沒有人討論上不上高中,都在說干什么掙錢。”一個女孩回憶,有許多和龍龍很像的男孩,“沒事兒就出去打架,有人打架打到手都寫不了字呢。”
不過這一切,學校校長和教導主任都予以否認。他們不承認學校有過龍龍,也不承認學生輟學,他們指責了許多孩子的父母,“孩子不學好,叫他們來學校談話都不來。”
小陳也曾是這個學校的一員。在和過去斷了來往、遠離“兄弟伙”和無休無止的打架后,他已娶妻生子,跟著爸爸一起做小生意。
一次他在街上偶遇當初的“兄弟伙”,卻發現一個同伴不見蹤影。他隨口一問,有人回他,“他死了,前段時間被人殺了。”
沒有葬禮,沒有訃告,那個“兄弟伙”走了。那一刻,他只感覺“慶幸”。
這也曾是龍龍的媽媽第一次來到洪合最大的感受。她和老公在廣東和江西都打過工,孩子就扔在云南老家讓爺爺奶奶帶。那時候,工廠管得嚴,還要住集體宿舍,孩子根本不可能帶著。
正因如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給羊毛衫套口,邊干活兒邊看孩子的機會,她幾乎是一口答應了下來。女兒女婿早幾年就跟著老鄉來了洪合,一年能掙好幾萬元,還能在家陪孩子的故事總算得到了親人的證實,更何況,“還是鄉干部帶著大家一起來的”,她和丈夫辭掉江西工廠的活兒,帶著孩子來浙江。
當時,龍龍的奶奶去世了,爺爺老得腿也邁不動了,孩子壓根兒沒人管。來洪合打工的機會,幾乎是這家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這幾乎是每個拖家帶口來到洪合的家庭,都有的故事。小毛的爸爸6年前就來了,當時,為了不讓孩子當“留守兒童”,他把3個孩子都帶到了洪合。只是,這個一門心思掙錢養家的父親壓根兒沒有想到,孩子在身邊待了6年,卻和自己越走越遠,甚至遠到他“完全不知道兒子在想什么”。
也曾經有人想過回鄉。
一個貴州女人曾因為孩子學壞,舉家搬回老家,可沒過多久,她又回來了。“這邊行情好時一年一個人掙五六萬,差點兒時也有兩三萬,老家種地能掙多少?能養得起孩子嗎?不餓死就謝天謝地了。”
“來洪合是唯一的選擇。”剛剛失去龍龍的母親何麗云說,如果一切可以重來,自己還是會帶著龍龍來到嘉興,因為,“真的沒有第二條路了。”
(實習生徐芃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