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在身,他堅持最后撤離
本有機會提前撤離,但朱先生選擇留在了最后一批,因為他深知作為翻譯的使命。
“我就不走了,要走了多不厚道。一個男翻譯在這個時候不挺住,一萬多口子人怎么辦?”
“樊總那樣的老人,在整個撤離行動中都整夜整夜不睡覺,淋著大雨到港口送船,送完船再回到港口工作。有一批人是通過陸路從埃及撤離的,當時為了籌集包車費,樊總四處奔波,急得淌下豆大的汗珠。”
直到撤離完最后一批人員,朱先生陪樊總給一號地經陸路撤離的同胞們送去租用的包車費,給當地的供應商們結完賬,料理完利比亞那邊的一切,做完了一個中國企業在海外應有的擔當后,才隨領導登上了最后一艘船。
“很多司機、保安隊、供應商都圍堵在那里討債,生怕我們跑了沒人給他們付錢。而那從不會是我們中國人做的事。”
直到登上船的那一刻,朱先生說,“忽然覺得自己很堅強。”他在日記中寫道:“感謝祖國、感謝黨和政府,有了偉大的祖國才有中國人偉大的尊嚴,祖國,我回來了?。。?rdquo;
最后一艘船要開離港口的時候,在撤離過程中鼎力相助的當地阿拉伯朋友們都來碼頭給他們送行。船開鳴笛,港口的汽車也一齊響起喇叭,跟他們道別。
最后一艘船撤離時,阿拉伯民眾到碼頭送別
“場面真得讓人潸然淚下。真得好懷念這些有情有義的阿拉伯朋友,希望他們都還安全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