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歲到16歲,當同齡人坐在教室里的時候,崔瑩只能坐在床上,每天早上把一個800毫升的水瓶灌滿熱水,放在身邊喝一整天。
家里重新裝修過一次,吊燈的開關被特意安在墻面的中下部。整整10年時間里,她都只能待在30多平方米的家中。長期待在室內,她的皮膚變得和鞋子一樣雪白。
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里,父母的床擺在一頭,她的“床”——一張木制的長椅擺在另一頭,中間隔著的小書桌正對窗外。崔瑩對這個房間里的一切都無比熟悉,隨手指著墻上一副寫著“真善美”的書法說:“你仔細看,那個‘美’字比另外兩個字要稍微小一點。”
她家?guī)装倜字饩褪情L安街,可對崔瑩來說,這個緊鄰北京二環(huán)路的位置并不方便,老舊的小區(qū)沒有電梯,下樓必經的21層臺階可以輕易將她困住。她在北京生活了將近30年,至今沒去過故宮。
初中時,有所高中派老師去家里給崔瑩授課。每個周末,學校還會安排同學去看望她。看到同學們在一起暢聊,從未有過社交生活的她總會突然覺得孤獨和憤怒。“那時我覺得他們不理解我,我也不屑于加入他們無聊的談話。”崔瑩一手支在床上,一手扶著桌子,前后搖晃著輪椅,那是她平時的運動方式,“其實挺自卑的,卻又帶著點莫名其妙的驕傲和自大。”
除了毫無掩飾的歧視,有時,溫情中也隱藏著尖刺。幼兒園的老師怕崔瑩再次骨折,會叮囑其他小朋友“不要跟她玩”。走在路上,會有人過來摸著她的頭:“姑娘,你可得好好活著。”她莫名其妙:“難道我看起來像是不想活了嗎?”
小時候的程利婷學習成績特別好,家里一整面墻都是獎狀,老師表揚她的時候總是強調:“人家都那樣了。”當時她沒在意,還覺得挺高興。可后來想想,“那樣”其實是一種潛在的俯視姿態(tài)。
“別人對我的期望是更低的。” 崔瑩說,“他們總是會下意識地覺得我脆弱,或者做不好任何事情。其實我們不需要同情,也沒那么脆弱。我們需要的只是被當作正常人。”
為了證明自己可以跟別的孩子一樣學習,程利婷借鄰居和姐姐的課本來看,還給自己制定了課程表,甚至還安排了晚自習。除了看課本,她還學電腦、學美術,是北京市第一批考取駕照的殘疾人。此時的她坐在北京CBD一間英語培訓班的教室里,已經上了一天的課程。“總要給自己找點事干。”
學會電腦之后,程利婷在網上為自己找了一份發(fā)廣告和傳資料的兼職,第一份工資是60塊錢,為此她還特意辦了一張銀行卡。“但我還是喜歡收現金,那跟把錢打到卡里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后來,她又找了一份游戲設計的工作,忙碌時每個月能掙八九千元。她會悄悄替父母在網上訂好機票,然后通知他們“明天去海南旅游”。
他們不喜歡聽到別人說自己“真不容易”。“如果無障礙設施都完善的話,我們就沒有什么不容易的。”在十幾歲時寫的日記里崔瑩就認定,“堅強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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