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建明曾致信追逃辦稱“死也不回國” 5年后投案

　　連續兩天兩名“百名紅通人員”相繼回國投案并積極退贓，折射追逃追贓戰法再升級—— 一追到底 擊碎外逃美夢

　　5月29日深夜，經過近20個小時的跨洋飛行，一架國際航班飛機緩緩降落在昆明長水國際機場，走下舷梯的，正是曾經揚言“就要客死他鄉”卻最終選擇回國的“百名紅通人員”——云南錫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云南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肖建明。

　　而就在此前一天，“百名紅通人員”、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也選擇回國投案。曾費盡心機策劃出逃的她，發現外逃生活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在親情感化、政策感召、法律震懾等多重作用下，莫佩芬主動選擇回國投案并積極退贓，“不希望在國外了此殘生”。

　　莫佩芬、肖建明是黨的十九大以來第9、第10名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也是開展“天網行動”以來第57、第58名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連續兩天兩名“百名紅通人員”歸案，再次體現了黨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堅定決心，是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追逃追贓戰法創新升級、規范化法治化水平不斷提升的生動實踐。

　　天網愈織愈密，外逃人員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

　　肖建明列“百名紅通人員”名單第6名，其潛逃行為經過了長期預謀和精細策劃。

　　在擔任國有企業云錫集團董事長期間，肖建明涉嫌在國內收受大額賄賂，并利用職權安排親屬在云錫集團境外投資企業冒領數額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還通過各種手段安排主要關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購置了房產。以為已經鋪好后路、準備享受“天堂生活”的他，甚至給云南省追逃辦寫信，稱“不要找我了，不回國了，就要客死他鄉”。

　　然而情況并沒有向他預想的方向發展。在其外逃后，我方積極與外方開展司法交流合作，依法凍結肖建明及其家人在國內銀行的涉案存款。2015年中央追逃辦將其列為“百名紅通人員”，2017年4月和2018年6月，中央追逃辦兩次集中曝光外逃人員線索，肖建明均位列其中。2018年8月，國家監委等五部委《關于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發布后，肖建明態度轉變較大，表示愿意考慮回國投案。

　　莫佩芬的出逃也早有預謀。2007年至2011年，莫佩芬在擔任浙江省杭州西溪陽光實業有限公司項目負責人期間，涉嫌利用職務便利，通過采用虛假發票沖賬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司巨額資金，并將丈夫、女兒共同受賄部分所得轉移至國外賬戶。

　　外逃后，莫佩芬在境外找到了工作，購置了車房。然而，她那顆懸著的心卻始終沒有放下，得知自己被列為“百名紅通人員”后她感到非常惶恐，在海外的生活也因為國內相關資產被凍結而變得愈發艱難。外逃6年來，莫佩芬不斷從新聞媒體上了解到國內追逃追贓的決心和典型案例，一點點澆滅了她滯留他國、逍遙法外的美夢。

　　“不希望在國外了此殘生！”在一次聚會中偶爾得知家人一直在找她，莫佩芬當即表示愿意與家人建立聯系，主動回國投案。

　　“兩人的心路歷程非常相近，出逃之前都經過周密策劃，甚至對外逃生活充滿了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然而外逃后，卻發現跟他們設想的很不一樣，不僅要承受生活不便、經濟受限、思念親人的痛苦，還要時刻擔心被追回來的可能。”中央追逃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海外不是法外，沒有什么避罪天堂，在天網愈織愈密、外逃人員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的情況下，任何企圖通過外逃躲避黨紀國法制裁的行為都注定只是美夢一場！

　　戰法持續升級，追逃追贓舉措愈發精準有效

　　莫佩芬、肖建明案都是中央追逃辦掛牌督辦的重點案件。兩人外逃后，中央追逃辦多次召開協調會并赴實地進行督導，明確工作方向，制定追逃策略。浙江、云南省追逃辦積極協調相關部門，利用監察體制改革契機進一步理順體制機制，設立專人專班，因人施策持續升級戰法，使追逃追贓舉措愈發精準有效。

　　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對象在國外，基礎在國內。查清外逃腐敗分子違紀違法事實，著力做好收集信息、固定證據、摸排關系人等基礎性工作，做到數字準、情況明、底數清，追逃追贓才會有底氣、更硬氣。

　　莫佩芬出逃后，在中央追逃辦指導下，浙江省追逃辦協調杭州市追逃辦等部門，對其重要關系人等情況進行了細致摸排，并將國內情況、追逃形勢、我方政策等進行了詳細說明，促使其家人和重要關系人配合開展勸返工作。在肖建明案中，相關部門迅速查清了其在國內涉嫌違紀違法的情況，固定了相關證據，為后續工作開展打下堅實基礎。

　　推動新時代反腐敗追逃追贓工作高質量發展，需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入了解和掌握有關國家法律和引渡、遣返規則，提高追逃追贓工作的針對性。當前階段，需要更多運用司法執法合作渠道開展追逃追贓，比如引渡、司法協作、異地追訴、遣返、請外國承認和執行我法院凍結令或沒收裁定等，不斷提高追逃追贓的規范化、法治化水平。

　　這點在肖建明一案中有充分體現。肖建明在出逃前，就涉嫌安排親屬在云錫集團境外投資企業“吃空餉”，兩人涉嫌共同貪污，數額巨大。對此，受害單位依法在境外對肖建明等提起民事訴訟，對其造成巨大壓力，成為促使其下定決心回國投案的重要因素。

　　之前部分外逃人員有恃無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將贓款提前轉移到境外。中央追逃辦將今年確定為追贓工作年，一方面要求對外逃人員在國內外動產、不動產，依法應凍盡凍、應收盡收，努力實現贓款在境內“藏不住、轉不出”，另一方面推動與多國建立涉案贓款查找、凍結、返還合作機制，力爭贓款在境外“找得到、追得回”。

　　莫佩芬、肖建明外逃前都經過精心準備，通過各種方式向海外轉移了部分資產。追逃追贓過程中，我方工作人員嚴格依法對涉案資產進行了查封，防止贓款贓物轉出，同時利用政府合作、適用違法所得沒收程序、民事訴訟等多種手段，多措并舉追繳已經外流的贓款。在法律震懾和政策感召下，莫佩芬、肖建明兩人在回國投案的同時主動退贓。

　　決心始終不變，制度優勢持續轉化為治理效能

　　隨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紀檢監察機關成為職務犯罪追逃追贓案件的主辦機關。國家監委被增設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司法協助中央機關，多次向外方提出刑事司法協助和職務犯罪引渡請求。今年，紀檢監察機關首次正式牽頭開展職務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專項行動，制度優勢帶來的治理效能進一步顯現。

　　通過深化監察體制改革，進一步加強了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使辦理追逃追贓案件的資源和力量得以有效整合，上下一體、多部門聯動的工作機制更加明確，構建起反腐敗協調小組統籌指揮、立案單位力抓主辦、成員單位強化協同、外逃人員所在單位積極配合、追逃辦督辦協調的工作體系。

　　以肖建明案為例，在其外逃后，我方對其追逃的努力從未停止。在中央追逃辦指導下，云南省追逃辦組建專案專班，深挖相關問題線索。中央追逃辦多次到云南會商指導相關工作。云南省紀委監委主要負責同志多次聽取專題匯報，省紀委監委專門成立國際合作室，并牽頭協調省公安廳、省國資委、云錫集團等相關單位開展工作。

　　“之前在追逃追贓工作中，紀委主要起協調作用，監察體制改革后，紀委監委協調主辦責任合二為一，一手抓協調一手抓專案，提高了整體協作能力和水平。”中央追逃辦相關負責人表示，一方面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決心始終不變，另一方面是追逃防逃追贓工作一體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帶來的治理效能不斷展現，給外逃人員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

　　據介紹，今年追逃追贓工作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在繼續緊盯重點個案的同時，著力加強制度建設、能力建設、隊伍建設，著力提高規范化、法治化水平，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再狡猾的狐貍也斗不過聰明的獵手，在監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國際社會支持越來越多、追逃追贓方式方法越來越豐富的情況下，任何企圖逍遙法外的美夢都會注定破滅。對于外逃人員來說，徹底放棄幻想，早日回國投案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中央追逃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本報記者 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