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禮金五花八門金額攀升 人情味不能變成人情債

人情味不能變成人情債

　　中央發文要求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整治農村婚喪陋習天價彩禮

　　近年來，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一種不好的風氣，導致隨禮返貧、因婚致貧屢見不鮮。熱衷“窮講究”，最終“講究窮”。鄉風異化不僅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甚至成為農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負擔

　　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和有悖家庭倫理、社會公德的做法

　　政府應引導村民自下而上地參與協商，通過村民民主協商形成相關制度，讓大家自愿遵守，這樣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門的禮金、節節攀升的彩禮……近年來，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一種不好的風氣，導致隨禮返貧、因婚致貧屢見不鮮。熱衷“窮講究”，最終“講究窮”。鄉風異變不僅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甚至成為農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負擔。

　　6月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說，根據農業農村部駐村調查發現，當下農民消費第一支出為食品，很多農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禮金，超過看病支出。韓俊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等做法。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認為，應充分發揮農村基層組織自治力量，輔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讓好家風、新鄉風由部分地區的小氣候變成全社會共同遵循的大氣候。

禮金名目五花八門

金額標準不斷攀升

　　據韓俊介紹，我國農村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1995年農村常住人口達到峰值是8.6億人，去年農村常住人口只有5.6億人，20多年來減少了3億人。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過程中，各種思潮沖擊交匯、傳統的價值觀念不斷遭到沖擊解構。現在農村在鄉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問題，一些地方紅白喜事大操大辦，攀比之風盛行。

　　這樣的問題對于張元(化名)來說，早已變成苦惱，甚至上升為家庭矛盾。

　　出于各種考慮，在北京打工的張元今年春節沒回皖北農村老家過年。但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節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萬多元沒了。”張元舉起右手，伸出一個手指頭。除了給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錢全部隨了人情。

　　4個晚輩趕在春節前結婚，每人隨禮2000元；其他鄉親結婚宴請，每家一兩百元；有生孩子的、蓋新房的、給老人祝壽的等，看親戚關系遠近，每家一兩百元。

　　同樣為此苦惱的還有家住山東的王平(化名)。

　　“從以前到現在，這些人情禮金已經從婚喪嫁娶、金榜題名等大喜事，演變到幼兒滿月、小孩升學、住址搬遷等瑣碎雜事。我聽同事說，有的農村貧困地區，夫妻離婚、外出青年工作者異地買房等情況也在請客收禮。”王平告訴記者，他每年都要給父母一些錢用于人情禮金，今年已經給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訪者向記者吐槽，很多農村地區的人情禮俗消費以贈送禮金為主要形式，且金額標準逐漸攀升。

　　“20世紀80年代，農村碰到重要的紅白喜事，一般都是送點日常用品或者雞蛋、白砂糖、罐頭等實物，鄰里一起出出力幫幫忙，那時候很少有人出禮，而且出多出少也沒有固定標準。現在，人們的收入高了，都愿意出現金而不是送雞蛋和幫忙，而且包現金更有面子。如今，農村地區人情禮俗交往中贈送禮物的現象幾乎消失了，基本變成贈送禮金這種形式，而且禮金標準也在不斷增加，平均金額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關系相對緊密的親友禮金標準要千元以上至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張元告訴記者，很多時候，人際關系的親疏程度與禮金金額的多少掛鉤，并且普遍堅持“回禮金額”比“收禮金額”多的原則，“好像就是以此來充分表達對親友的感激之情，導致禮金標準不斷提高”。

　　不僅如此，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生產方式的轉變，農民的人際關系和交往范圍逐漸擴大，人情禮金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張元回憶說，小時候，家里的人情禮金一般在親屬、鄰居和朋友之間，后來逐漸增加了工友、同事、生產經營合作伙伴等，“這些關系主體都被納入日常人情禮俗交往范圍，導致農村人情禮俗消費支出的機會大幅增加”。

　　不少受訪者普遍反映現在“隨禮”的次數相比以前增加了太多，有時一天要接連參加多個禮事活動，分別隨禮，而且很多禮事是自己不情愿參加的，但考慮到今后在人際交往中可能會受影響，只能無奈參加。

傳統面子隱性作祟

人情味蛻變人情債

　　“鄉村要有人情味，但是這些名目繁多的人情禮金讓農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債。”韓俊在會上介紹。

　　既然日益攀升的人情消費已經讓農民不堪重負，那么這一現象為何反而愈演愈烈？

　　全國農村區域發展建設委員會秘書長、福建農林大學農村區域發展系主任劉飛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很多人把人情禮金當成一種“面子文化”，面對人情往來時，有些貧困戶也會拿出很大金額的禮金，而貧困戶本身就是在經濟上接受國家的贊助支持，“卻又不得不用維持生活的錢去應對人情世故，被傳統的面子所困擾”。

　　王平曾請求父親，有些宴請可選擇不參加，但父親認為“不去不行”因為“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再說，希望給你們后輩留個好人緣”。王平父親這樣的想法在農村很有代表性。

　　“很多時候，這種人情禮金往來是在表達對他人的情感，增強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的情感。在農村，這一點更重要。禮金的一來一回，能夠更好地塑造農村社會中融洽的社會關系網絡。”王平說，很多人更愿意把這項人情消費看作一種隱性“投資”，期望收回的不僅是金錢，更有金錢背后的情感和以此維持、拓展的社會關系網絡所帶來的收益。人情往來不僅能完成鄉土社會對道德義務層面的要求，維護自身的面子。更重要的是，通過人情往來帶來縱橫交錯的社會資本。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農村社會學會副會長朱啟臻對記者說，人情禮金本是我國傳統文化，是人際交往的有效渠道，但最近這些年隨著觀念的泛化，它帶來了很多問題。第一，加重了人們的負擔；第二，帶壞了社會風氣，有些地方禮金的名目很荒唐，有的地區，人每滿十歲就要舉辦生日等慶祝活動，宴請賓客，“大家都這么做，徹底影響了風氣。背離了人情禮金的初衷，完全變成一種相互斂財的途徑”；第三，一些有權力的人利用人情禮金獲取不正當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人情禮金已經不再具有進步的文化意義了，反而變成家庭負擔和社會負擔，所以需要整頓。”朱啟臻說。

　　正因如此，韓俊提出，鄉村振興是全面的振興，鄉村是不是振興，要看鄉風好不好。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和有悖家庭倫理、社會公德的做法。

　　不過，劉飛翔也對記者分析，對于農村的人情禮金問題不能簡單、片面地去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這種民風是幾千年鄉村文化的演變。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尤其對鄉村來講，更是一個熟人社會。要看到人情的存在對過去幾千年鄉村發展的意義，這是一種習慣的力量，傳統的力量，約定俗成的力量，維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力量”。

發揮黨員示范效應

引導村民民主協商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整治農村婚喪大操大辦、高額彩禮、鋪張浪費、厚葬薄養等不良習俗。依靠群眾因地制宜制定村規民約，提倡把喜事新辦、喪事簡辦、弘揚孝道、尊老愛幼、扶殘助殘、和諧敦睦等內容納入村規民約。

　　韓俊分析稱，《指導意見》里的政策導向非常清楚，分別從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價值核心價值觀，實施鄉村文明培育行動，發揮道德模范的引領作用，加強農村文化的引領等四個方面，對這項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但在劉飛翔看來，人情禮金在鄉村熟人社會環境中，可以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果直接嚴厲禁止、搞一刀切，在某種意義上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斷裂。

　　朱啟臻也認為，徹底地強制禁止其實并不可取，“因為很難劃清界限。正當的禮尚往來和惡俗的人情禮金很難徹底劃清界限，因為這二者間沒有明確界限。從監管來說，監管人情禮金也存在一定難度”。

　　“對于人情禮金問題要引導，而不是簡單否定，要看它對過去傳統鄉土社會的價值。政府應該扮演引導角色，如針對愈演愈烈的鄉村紅白喜事，通過村規民約、道德勸說、樹立標桿等去引導。從村干部做起，從黨員做起，發揮示范效應。”劉飛翔建議。

　　不過，韓俊也直言，要約束攀比炫富、鋪張浪費行為，并非通過發文或開會就能解決。一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導下，農民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制定村規民約，把一些約束性強的措施寫入村規民約。有些地方建立了村莊紅白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等，都是一些群眾性的自治組織。通過以上措施，較好地解決了相應的問題。

　　“希望政府能引導村民，自下而上地參與協商，通過村民民主協商形成相關制度。通過大家普遍認同的方式，將其變成一種制度和規矩，讓大家自愿遵守。這樣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劉飛翔說。

　　“針對人情禮金的約束，需要慢慢來，做好引導與宣傳，讓大家感覺到，這種攀比不是越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現象，但也不要取締它，有的地方可能就采用一刀切的辦法。新事新辦，移風易俗就是消滅風俗。還是應該通過創新教育宣傳，讓相關文明逐漸發生好的變化。”朱啟臻說。

　　本報記者 　趙 麗

　　本報實習生 程雪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