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發(fā)現(xiàn)王族墓葬 吐谷渾王族慕容智陪葬品(現(xiàn)場圖)

　　據蘭州日報報道（蘭州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華靜）11月23日，記者從省文物考古所了解到，我省考古人員于近日發(fā)掘出目前國內發(fā)現(xiàn)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早中期吐谷渾王族成員墓葬。該墓葬位于天祝縣祁連鎮(zhèn)岔山村北的山頂之上，其東、西、南三山環(huán)繞，處于三山環(huán)繞的小山崗上，東距武威市35公里。墓葬所在地屬祁連山北麓，為局部較為平緩的山間盆地和縱谷結合地貌。

　　挖掘現(xiàn)場華靜攝

　　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國科介紹，2019年9月25日，甘肅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在整備土地時發(fā)現(xiàn)墓葬1座，經國家文物局同意、甘肅省文物局協(xié)調安排，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lián)合武威市文體廣電和旅游局、天祝藏族自治縣文體廣電和旅游局、天祝縣祁連鎮(zhèn)鎮(zhèn)委鎮(zhèn)政府，隨即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發(fā)掘確認，該墓為武周時期吐谷渾王族成員喜王慕容智墓。

　　據悉，該墓葬為單室磚室墓，由封土、墓道及壁龕、封門、照墻、甬道和墓室等組成。封土呈丘狀。墓道位于墓室南部，通長17.5米，深0至3.5米，長斜坡底。墓道內隨葬有木構件、墨繪磚塊、調色石、木旌旗桿及殉牲（馬、羊）等，近墓門處東西兩側各設一壁龕，壁龕內均隨葬有彩繪陶、木質儀仗俑群，總計70余件組。封門墻由磚砌墻和墓門組成，其中磚砌墻共四道，封門磚墻里側、券門口內安設有雙扇木門，門扉上安鎏金銅鎖，扉面上均對稱鑲嵌有排列整齊、大小相同的鎏金銅泡釘5排10列共計50個。因木門柱底部部分腐朽，門整體由南向北坍塌，打開封門墻后可見其整體坍塌平鋪于甬道內。甬道為磚砌的雙券結構，券頂上有雙層磚錯縫平砌而成的照墻，上繪有壁畫，內容主要為雙層門樓形象。墓室近方形，盝頂。墓內西側設棺床，并放置棺木一具。甬道及墓室內繪有壁畫，多已剝落，局部保存較好者可見下端壁墻上主要為人物形象圖，券頂部分繪有星象圖。

　　甬道及墓室內隨葬有彩繪陶、漆木、石、銅、鐵、金銀器及革制和絲麻織品等，共計220余件組。其中陶器見有彩繪陶罐、素面雙耳罐、陶盆及數(shù)量較多的彩繪人俑、騎馬俑及狗、羊、雞等家畜家禽俑，木器有彩繪天王俑、鎮(zhèn)墓獸、武士俑、男女侍俑及帶帷帳的床榻、門、胡床、馬鞍、朱雀、玄武、羽人、鳳鳥等，部分髹漆，見有漆盤、碗等。銅器見有銅鎖、各構件上的銅飾、銅勺、筷及“開元通寶”銅錢。鐵器見有鐵甲胄。金銀器主要為腰帶飾、節(jié)約及革帶飾。革制品主要為箭箙、腰帶、方盒等。絲麻制品數(shù)量較多，主要覆蓋于棺蓋上、鋪于棺床上及床榻帷帳上。甬道正中出土石質墓志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墓葬出土墓志一方，上篆書“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志文內容顯示，墓主為“大周云麾將軍守左玉鈐衛(wèi)大將軍員外置喜王”慕容智，因病于“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終年42歲。墓志載慕容智系拔勤豆可汗、青海國王慕容諾曷缽第三子。該墓的發(fā)現(xiàn)，對完善吐谷渾后期王族譜系及相關歷史問題起重要補充作用。

　　墓志信息顯示，慕容智死后，按照禮制于“其年九月五日遷葬于大可汗陵”，“大可汗陵”為首次出現(xiàn)，其是否意味著附近還存在“大可汗陵”值得重視。在墓葬發(fā)掘期間，考古隊進行了初步調查，在該區(qū)域較大的范圍內，采取了詳細、科學的工作方式，該區(qū)域是否為“大可汗陵”區(qū)，需進一步開展相關工作予以確認。

　　同時，在距該墓東北約15公里的武威市南青咀灣和喇嘛灣一帶曾分別于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發(fā)掘了大唐金城縣主、慕容曦光及唐弘化公主、青海國王慕容忠、唐武氏墓志、唐李深墓等9座唐早、中期吐谷渾王族墓葬。墓葬分布于青咀灣和喇嘛灣的一個個小山崗上，坐北朝南，與慕容智墓特征相同。該地在墓志中提及為“涼州城南之山崗”、“涼州南陽暉谷北崗”、“涼州神鳥縣界”、“神鳥縣陽暉谷之西原”，其與“大可汗陵”之關系尚需探究。

　　該墓出土器物種類較多，數(shù)量較大，其中，絲織品類型多樣，質地細密牢固，彩色鮮艷，圖案精美，棺蓋上的黃色織錦見有團窠連珠雙龍紋，并穿插有寶相花圖案，為長安地區(qū)流行“陵陽公樣”風格，反映了唐代精湛的織絲技藝。吐谷渾長期活動于甘、青、新一帶，位于絲綢之路要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文物，既是唐代絲路貿易的實物見證，也是唐與吐谷渾友好交往的實物見證。

　　陳國科告訴記者，墓葬發(fā)掘工作目前仍在進行，棺木將整體打包提取至實驗室進行清理，棺內情況尚不明。就目前發(fā)掘來看，該墓為國內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的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渾王族墓葬，是吐谷渾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發(fā)現(xiàn)。該墓的發(fā)掘豐富和拓展了絲綢之路物質文化資料，對推動盛唐與絲綢之路沿線民族關系史、交通史、物質文化史等相關研究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