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仇和落馬原因：或與浙江籍商人劉衛高有關

　　仇和全程參加了今年的全國兩會。

　　3月15日，總理記者會結束后不到20分鐘，一條爆炸性消息吸引了公眾視線。

　　仇和落馬了。

　　中紀委網站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這與他在公眾場合留下的最后一句話形成鮮明對比。3天前，兩會云南團的小組討論會上，仇和說：“我們這種體制，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應該是世界上最廉政。”

2015年1月26日，云南昆明，時任云南省委副書記的仇和在發表講話。

　　曾高調亮相在公眾視野中的仇和，以同樣“高調”的方式落幕。

　　從江蘇宿遷市起步，到云南高原執政，仇和被稱為“最富爭議市委書記”，也成為“另類官員”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風格和言談，始終伴隨爭議。輿論兩極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鐵腕治城”所帶來的收效，有學者贊同其“以人治推動法治”的理念。

　　但質疑者認為，仇和“任性”的背后，隱藏著不受監督的權力和腐敗。一名宿遷官員昨日表示，“我們早預感到他要出事，但沒想到會在這一天”。

最后的沉默

　　就在仇和被宣布接受調查的當天，他的名字還出現在云南日報的頭版。

　　另一次讓人印象深刻的發言，是在2014年底云南省委常委的年度民主生活會上。仇和對個人工作公開反思：“總覺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堅克難上主動性不夠高，存在要我干與我要干的矛盾。”

　　這種反思與仇和慣有的形象不符。他在公眾面前的標簽最常見的就是“要拼了命的干”，鐵腕和實干。

　　之前，仇和已經在公眾視野中消失很久。這四年間，云南官場屢次傳出仇和被舉報甚至是被調查，或者是被外遷的消息，最終都不了了之。

　　這似乎也是仇和的一種風格。他在江蘇省副省長的任上，回答媒體對他低調的質疑時，他說過，當一方主官是一種風格，當執行者是另外一種風格。

　　盡管沒有以前高調，但仇和在云南所留下的深刻影響卻并未消退。

　　2007年12月，仇和從江蘇省副省長調任昆明市市委書記。“改革官員”在昆明的履新措施，占據了各大報紙版面。

　　“仇和新政”是一整套有關城市的系列改革，包括了整頓吏治、滇池水系治理、城市綠化、強力拆遷改造城中村和超常規的招商引資等。整頓吏治和水治理，給仇和帶來了民間聲望，但城中村的拆遷改造、城市綠化和招商引資，也給仇和帶來很大爭議。

　　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在昆明一次公開會議上，提出昆明城市規劃建設的六點反思，認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對歷史文化的毀滅性打擊。省委書記將人文與自然環境提到空前重要位置。

　　不少昆明官員認為，這次批評直接指向了仇和，這是仇和仕途失利的前兆。從2008年到2011年，仇和在昆明迅速啟動了大量城市建設，其中惹來民怨最大的，就是強力拆遷城中村。

“一意孤行”的書記

　　楊維駿對仇和的落馬并不意外。

　　楊曾任云南省政協副主席，因長期實名舉報云南官場腐敗問題而聞名。在這位93歲的老人眼里，“春城”昆明一度變身“拆城”。

　　楊維駿回憶，2007年仇和“空降”昆明時，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人，都對這位明星官員懷有期待。希望這位“在江蘇這種發達省份歷練過的新任市委書記能夠重視和解決昆明建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建設一個新昆明”。

　　楊維駿說，上任后不久，仇和曾親自到家中探望他，征詢他對市委市政府及仇和本人工作的意見。同行官員告訴楊維駿，“我們仇書記最愛聽取不同意見”。仇和當即表示，愿意邀請四位專家同楊老共同討論滇池治理問題。

　　但這次會面，至今沒有下文。楊維駿曾多次跑到市委打聽，但工作人員均告知“仇書記比較忙，再等等。”

　　楊維駿曾試圖通過正常途徑建言獻策，指出仇和在城市建設過程中缺乏民主決策、不考慮昆明實際、貪功冒進的問題。2011年，經過實地調研，楊維駿通過昆明市委提交了一份題為《對現代新昆明建設的幾點意見》的書面報告，提交后遲遲沒有音訊，老人后來選擇在網上公布這份意見，但是兩種途徑均未得到仇和的回應。

　　“他之所以后來不見我，就因為我提的反對意見都是他預備實施的。”楊維駿分析。

　　之后，昆明到處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換城市植被，仇和的主政思路正是楊維駿所極力反對的毀鄉造城模式。

　　“他這人一意孤行、聽不進別人意見。”楊維駿說，他經常接到云南各地民眾針對政府官員的舉報。其中關于仇和的舉報，均集中于強拆事件。

　　2008年，剛到任昆明市委書記的仇和開始策劃強力拆遷城中村，在內部講話中，他描述拆遷的原因，“一次大火，這里就是火化場；一次地震，這里就是墳場”。

　　當年8月7日，五華區借棕樹營村改造，將昆明貴金屬研究所、昆明醫學院附一院、大觀幼兒園、春城小學等數十個公共單位劃入拆遷改造范圍，惹來非議。城中村改造，面臨著“擴大化”的質疑。

　　2009年9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來昆明調研兩個月，發現城中村改造有擴大化苗頭，甚至將打工學校一并改掉，而不管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讀書。

　　2010年，云南省兩會期間就曾有省政協委員聯名提案，稱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擴大化問題，應盡快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