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客李克強：創造一個讓人時時感到方便的政府

　　越是在這樣的交鋒時刻，領導者的判斷就越是重要，其所鼓勵與選擇的方向，往往會決定社會資源最終的流動與配置。

　　接近李克強的人差不多都有一個共同感受：他對于新生事物的態度極其包容。

　　“新業態這個詞我最早是從總理這里聽到的。他很喜歡用這個詞。”一位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另一位工作人員則透露，總理曾經“壓”下過一些文件，而這意味著一種保護，“如果不是他，很多新生事物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

　　所以，當梳理李克強在經濟領域的施政片段時，自然會提到媒體的一些報道：當馬云在總理座談會上講起“雙11”與900萬家淘寶店主時，他當場表示“要用改革為新興生產力護航”；當中國首家互聯網民營銀行在深圳上線時，他親自前往見證第一筆放貸如何借助互聯網中留存的信用數據產生。

　　這樣的情景還有很多。在去年年初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4位到場的企業家中有兩位來自互聯網企業。騰訊公司的馬化騰在發言中提到剛一誕生便面臨尷尬的滴滴打車，“一個打車的軟件……利用信息技術、減少空載率，降低大氣污染，一出來政府就開始管了。”

　　結果，李克強當場便讓在座的相關官員“出一份報告”。他說：“政府確實有錯位的問題，管了一些不該管的事。一個新的業態、新的事物發生了，本來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們很快管的手段就上去了，就有可能把這個業態給遏制、甚至給扼殺了。”

　　“他說任何新生事物都有風險，的確應該帶上‘剎車’。”一位工作人員說，“但總理的原則就是你的‘剎車’必須為創新留下空間。如果文件里只有監督和管制，他是不會同意的。”

　　李克強經常講：“要善待草根創業者，善待年輕人。只有他們有希望有期待，國家才會有未來。”

　　最近一次身體力行的支持，就發生在深圳的柴火創客空間里。

　　李克強被確定為全世界第一個專門走進創客空間的總理。在他離開后，空間負責人劉得志將總理到訪的照片發到了國際創客的論壇上。

　　“你知道嗎？震了！”他告訴媒體的記者，“國際創客伙伴們到處轉發、點贊和留言，他們說Amazing(太酷了)！有的翻譯成自己國家的語言，持續討論了很久。”

　　“中國總理對‘創客’的高度關注，說明中國政府對‘創新’的擁抱方式已經走在國際前沿。”一位評論者這樣寫道。

　　李克強清楚地知道，要創造一個更富有活力更健康的創業型社會，就必須同時創造一個習慣讓人時時感到方便的政府。對于一個多年來習慣用審批代替服務管理的國家來說，建立這種認識并非易事，真正做起來則更難。

　　但李克強執意要打破堅冰。

　　他曾連續在兩個重要的全國會議的講話中講述了一個大學生創業受阻的故事，并以此“敲打”那些習慣于把手伸向市場主體的政府人員。

　　他親赴天津濱海新區的行政審批局，見證了109枚廢棄的公章如何被打上封條，并永不啟用。

　　他力主推出一系列工商登記制度改革、面向小微企業的定向降準以及積極的減稅政策。

　　他還在努力改變擁有龐大慣性的行政體系對于創業者們的認識。

　　“我在山東考察時，一位創業者告訴我，賬上沒有‘流水’時，銀行不敢給貸款，等賬上有‘流水’了，銀行又說，你有‘流水’了，還要什么貸款？”他會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講述這樣充滿“敲打”意味的故事，也會在審閱文件時毫不客氣地提出質疑，“你這里寫的，創業大學生要享受政策優惠，必須還要申辦兩個證件。這是怎么回事？我們好不容易推出一個大學生就業創業計劃鼓勵創業，怎么還要這些附加條件？”

　　李克強就如同一位同時擁有3D打印機與激光切割機的“Maker”。他“切割”掉的每一份不合理的限制，都意味著更小的負擔、更低的門檻與更簡化的程序；而他“打印”出的每一點創新空間，則意味著更好的機會、更大的活力與更多的可能性。

　　在李克強離開深圳柴火創客空間后不久，韓國一家媒體在報道中這樣描述中國發生的這一切：北京中關村興起的“創客風潮”正向深圳、上海，甚至貴州、烏魯木齊等中國全境擴散。在中國創客時代，創業既是“謀生手段”，也是有趣的“創新游戲”。豐富的人力資源、龐大的內需市場、允許失敗的創業文化等，成就了今天的創業王國——中國。

　　今年年初，李克強赴瑞士參加冬季達沃斯論壇，并在開幕式上發表特別致辭。此時，距離他在去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第一次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經過去了4個多月的時間。

　　致辭中，李克強首次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稱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

　　在會場上，他充滿熱忱地講起30多年前中國農村改革的往事。他說，體制的創新，可以激發億萬人的創造力，也可以改變億萬人的命運。

　　李克強用自己的經歷重申改革開放的精神——對于那些市場中的新興細胞，放開、搞活的辦法到今天仍然沒有過時。

　　已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在回顧中國改革歷程時，曾經有過頗為相近的判斷：“政府推行的改革在激活國有經濟搞活國有企業方面起了不少作用。但是，真正改變中國經濟面貌，并把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帶回神州大地的，是邊緣革命，這包括分田到戶、鄉鎮企業，也包括個體戶和深圳等經濟特區。這些力量雖然處在社會主義的邊緣，卻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力。得益于這兩條腿，中國改革之路才走得風生水起。”

　　科斯所說的這些經驗，正在以另一種方式發生在今天的中國。

　　在被視為中國硅谷的中關村，一天之內掛牌成立的新企業超過20家，大街小巷的咖啡館里，隨處都能找到埋頭寫代碼或者修改商業計劃書的年輕人。一位美國硅谷的創業家來了一趟中國，回去后在《華盛頓郵報》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么》。文章里說：“中國真正的優勢在于下一代——那些從高校畢業后選擇創業的學生身上。他們聰明、動力十足、野心勃勃。”

　　2014年的畢業季，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請馬云到學院的畢業典禮現場演講。那一天，上臺發言的本科生代表是一個女生，也姓馬。她的學習成績并不是班里最好的，但是她創意十足，正在做一個手機APP項目。登臺的時候，這個率性的女孩子的一句話把全場都逗樂了：“我后面坐著名副其實的馬總，但在我們宿舍，馬總就是我。”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段勇于打破鐵飯碗的充滿活力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今天的中國。

　　而這一切，都和那個讀《喬布斯傳》、看《大繁榮》，并把“90后”創業者請進中南海、替淘寶店主“撐腰”，并致力于打造“眾創空間”的“創客”總理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