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之子談呼格案、聶樹斌案：發現錯誤應糾正

　　傅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的四子，曾任全國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副主任，第三、四、五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現任康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會議主席，兼任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近日，傅洋接受了“深讀”的專訪。在采訪過程中，談起父親，傅洋說：“父親經常教導我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都謹記于心。”

　　傅洋表示，在當下依法治國大環境下，不論民事、行政還是刑事案件，只要發現了錯誤就應該糾正，不應當有‘官無悔判’的思想。一起冤案、錯案，與全國的整體案件相比來說，甚至不到千分之一，但對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影響卻是全部。

受到軟禁的幾年 是父親最清閑的幾年

　　彭真， 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垤上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取名傅懋恭，1923年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彭真同志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我是1949年出生的。童年時父親在我眼中就是不停地忙，回到家也是辦公。我印象深刻的是，父親的桌子上永遠堆積著一兩尺高的一摞摞文件。”傅洋說。

　　傅洋告訴“深讀”，父親的工作幾乎涵蓋了黨和國家的工作的幾乎所有重要領域。

　　1966年5月，彭真夫婦和他們的子女。后排左起：傅彥、傅銳、傅洋、傅亮

　　“每次父親回到家中，我都很少去跟他聊天，因為從父親的言談舉止中，我能看出他特別的疲憊，不忍心去打擾他。”傅洋稱。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受到了錯誤的批判，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殘酷迫害，失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和人身自由。隨后，彭真被送進了秦城監獄。

　　1975年，彭真被從秦城監獄放出，流放到陜西的商洛地區，住在一個干休所的幾間簡陋平房中。

　　“盡管在商洛時還受到軟禁，但那幾年，是父親最清閑的幾年了。”傅洋稱。

　　1979年，彭真恢復工作，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之后，常常為考慮立法問題徹夜難眠。82憲法之前，彭真已擔任副委員長。“我有些對于憲法修改的意見想向他反映，但看到他這么辛勞，不忍心再和他面談，只好寫了封信給母親，讓她在父親不太累的時候給他看。”傅洋告訴“深讀”。

　　每制定一部新法律，彭真都會反復調查研究。在制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時，80多歲的彭真去了10多個省市，不知召開了多少座談會。

　　傅洋說，父親在人大常委會上談自己對法律草案的意見時，最愛講“我今天講的又算又不算”，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的會議上講，當然是他在調研基礎上負責地談意見，但那只是個人意見，必須經過大家暢所欲言的討論，充分發揚民主，最后依照法定程序形成表決意見，那才算數。

父親批評我嗜酒：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我感覺父親是一個非常平易近人的人。父親教育我們的方法很特殊，也很別致，不說教、不打罵，而是和風細雨，潤物無聲。”傅洋稱。

　　彭真經常寫些條幅，分贈給傅洋等孩子們。“實事求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等都是他愛寫的。

　　他還經常給孩子們講一些歷史、文學故事，引導他們樹立唯物主義歷史觀、價值觀、人生觀。京戲《打漁殺家》、《空城計》、《斬馬謖》等都是他愛用的“教材”。

　　他認為“空城計”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值得記取的教訓是馬謖只知書本不懂實際而打了敗仗；而諸葛亮斬馬謖則有些文過飾非，因為他明知馬謖無能卻讓其擔當重任。

　　傅洋記得在他上初中時，忘記是何緣起，父親問他：“你要是被敵人嚴刑拷打，會不會當叛徒？”傅洋大概太“客觀”，覺得沒有經歷過的事不好吹牛，就回答：“不知道。”父親大怒：“你這個人，連這點決心都沒有？！”

　　后來傅洋想，父親是希望他明白一個道理：意志磨練，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驗。平時未雨綢繆，不斷思索如何面對人生考驗，當考驗來臨時才能隨時以堅韌的意志從容應對。記憶中，父親只對他發過這一次脾氣。

　　“我有兩大嗜好，多次遭到父親的批評。其中一個是嗜酒，現在都還愛喝，但不像之前，比較控制了。”傅洋笑著說。

　　傅洋回憶說，記得是1967年底，父親受難，學校停課。原來滴酒不沾的他，一次與好友小聚，被勸喝了些酒，發現自己頗有酒量，從此“一喝不可收拾”。為此，父親說他，“人怎么能被酒控制？”

　　父親曾親口告訴傅洋，他年輕時曾喝過一瓶半白蘭地不醉。有些父親的老同事告訴他，上世紀50年代招待前蘇聯專家，蘇聯人喝酒也不是父親的對手。可傅洋從記事起，一次也沒有見到父親像他那樣“喝大酒”。

　　“我另一個嗜好就是酷愛圍棋，癮頭上來可以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下，現在已經不怎么下了。”傅洋稱。

　　父親曾對他說，不能這么下棋！他說他年輕時象棋下得很好，后來覺得太耽誤工夫了，說不下就不下了。他還多次講，有人問魯迅怎么有那么多時間寫作，魯迅答，他只是把別人喝咖啡閑談的時光也用來寫作了。

　　“父親教育我的事例還有很多，如今，這些教誨猶在耳邊，激勵我找準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傅洋稱。

父親說：你們要違法，罪加一等,我們一聽不干了

　　“父親最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針對新中國首部憲法提出的。”

　　1954年10月1日，彭真陪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

　　據資料顯示，1954年9月17日,彭真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作《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發言。在發言中,他就憲法確定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一條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原則作了深刻闡述。

　　彭真說:“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在我們這里，不允許言行不符,不允許有任何超脫于法律之外的特權分子。”

　　據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規定曾被寫入54憲法，但在75憲法和78憲法中都被去除了，82憲法又再次加入該條規定。

　　1982 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憲法，公布施行，彭真主持了修改工作。這一天，在此后成為了全國普法日。

　　“父親強調，修改后的憲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不能超越。”傅洋稱。

　　傅洋表示，父親曾說，如果十億人民人人都養成遵守、維護憲法和法律的習慣，同違法和破壞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進行爭斗，這將是一股偉大的力量。

　　“記得有一次，父親回到家對我們說：‘記住，你們要違法，罪加一等！’我們一聽不干了，回他：‘不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傅洋笑著說。

　　“父親還教導我們‘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實事求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傅洋說，在文革期間，父親首先因為這句話而遭到批判。他們認為我父親提出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殺階級界限，說資產階級從來也不與無產階級講平等。父親指出：1954年《憲法》通過時，毛澤東是贊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毛澤東講：“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那還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嗎？正面反面的意見都要聽，正面反面的意見都要允許充分發表，暢所欲言地發表，發表完了，誰的意見正確聽誰的，大家都服從真理。真理都不講怎么行？

　　在生活中，父親不斷地提醒傅洋，要把自己當做客觀事物對待，隨時修正錯誤，他自己也決不諱言自己的錯誤。

談“呼格”案：發現錯誤就應當糾正

　　“父親曾說，一個冤案、錯案，與全國的整體案件對比來說，甚至不到百分之五，但對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影響卻是全部。”

　　傅洋提到，父親在1956年3月的第三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上就曾指出：“錯捕、錯判要堅決糾正、平反，因為我們的國家是代表人民的，是實事求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好人。”“不要認為有百分之五的錯案不要緊，就是百分之一錯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是百分之一，對被冤枉的人來說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個人，一個人就是一家，還有周圍的親戚朋友。一個錯案在一個工廠、一個鄉，周圍十里八里的群眾都曉得，影響很壞。因此，我們要嚴肅對待，該判的一定要判，冤枉的一定要糾正。”

　　彭真在辦公室里

　　傅洋表示，父親在1956年4月的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上指出：“法制健全起來了還會不會發生錯誤？錯誤可以減少是肯定的，會不會一件不錯呢？不可能。公安機關做第一道工序，錯誤可能多一些，檢察機關做第二道工序，錯誤就會少些，法院做第三道工序，錯誤會更少些。公安機關是不是可以捕一個對一個，一個不錯？這作為奮斗目標是可以的，事實上不可能做到。正因為公安機關可能有錯誤，才要有檢察機關的檢察起訴。檢察機關起訴了，是不是就一定沒有錯誤呢？也不可能。檢察機關起訴了，法院還要審判……那么，是不是法院的判決就一定都對呢？也不一定。如果判決都對，為什么還要規定可以上訴呢？就是由于估計到事實上可能有判錯的。經過上級法院是不是就一定不錯呢？也可能發生錯誤，所以要有監督程序。”

　　“父親的法律功底，是蹲國民黨6年半監獄時打下的。在獄中，別的書看不到，《六法全書》卻允許看。父親看《六法全書》首先是為了運用法律武器與敵人斗爭，同時也開始熟悉法律知識。”傅洋稱。

　　傅洋表示，新中國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親不僅一直負責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執法工作。他一方面領導執法機關堅決依法懲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終強調必須嚴禁“逼供信”，批判“官無悔判”的封建執法觀。

　　傅洋指出，有些冤案的發生，主要是沒有嚴格依照法定程序去做。黨的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后，對于“冤假錯案”都特別地重視，認真糾正以往的錯誤，比如內蒙的呼格吉勒圖案等等。聶樹斌案也已經準備再審。不論結果如何，都是中國法制的一種進步。

　　“不論民事還是刑事案件，不管是否終結，只要發現了錯誤就應該糾正，不應當有‘官無悔判’的思想。”傅洋稱。

主張將被告人有獲得辯護的權利寫入憲法

　　彭真在書房

　　1979年彭真恢復工作后，77歲的他，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在短短4個月里，他主持制定了7部重要法律，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獲通過。

　　“我們家院子里有一間大會議室。上世紀80年代初，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國，開始清算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父親受命指導審判工作。就是在這個大會議室里，父親夜以繼日地主持了‘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的許多會議。”

　　法晚“深讀”查閱相關資料了解到，1980年3月17日，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統一領導“兩案”的審判工作。彭真任主任。

　　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劉復之的回憶錄中曾記載道：從開始預審到最后審判長達八個多月。參加預審和審判的人員，嚴格按照中央指示，依法辦案，既貫徹了黨中央對特別重大案件的政治領導，又保證了公安、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

　　回憶起那段日子，傅洋說，父親感到十分自豪的有兩件事，一是指導了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審判工作；二是主持了1982年《憲法》的修訂工作，在1954年憲法基礎上確立了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等一系列新的憲法原則。

　　“值得一提的是，父親主持制定的1982年《憲法》，將‘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這一項公民的重要權利寫入其中。父親在指導‘兩案’審判工作時，也完全是按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法律程序進行的。”傅洋說。

　　傅洋指出，“文革”期間，是不允許被告人為自己辯護的，把辯護說成是“抗拒”，結果出了許多冤假錯案。吸取這個教訓，1979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委托律師、近親屬、監護人或所在單位的人為他辯護。

不應把做律師當做謀生手段

　　1979年傅洋隨父親回到北京后，當組織上要落實政策時，他提出要到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參與重建中國法制的工作，因為父親在國家法制建設方面的思想深深影響了他。

　　1988年，傅洋辭去法工委的工作，跟父親說要去當律師。當時全國律師只有2萬多人，遠不像現在這樣受到社會理解和重視。父親沒有反對，只對他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律師不像執法機關，沒有什么可以憑借的權力。”

　　傅洋做律師以后，父親跟他說起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在舊社會有個名律師，跟蔣介石比較熟識。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不問案情，收了金條，找蔣說一下，就能放人。新中國成立后，他又為一個壞人向毛主席求情，主席要我處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調來，有2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給他看，請他自己說那人怎么樣。結果，他再也不說什么了。你們當律師，可不能不問事實亂說情。父親的寓意，不言自明。

　　父親曾說，法律規定是很清楚很嚴格的。拘留、逮捕、審訊、判決，只能由法律規定的機關執行，而且要符合法律程序。其他任何機關，包括黨委機關在內，都不能做，做了就犯法。不能無法無天。法律是我們自己制定的，怎么能隨便破壞？

　　傅洋說，律師在刑事案件中承擔辯護任務，絕不能認為自己是在走過場。我們恪盡職守做好辯護工作，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實際上也是在維護黨和國家的形象，維護政法中心工作的健康發展，保障穩準狠地打擊犯罪。

　　“我從事律師行業以來，一直也在跟我的律師朋友講，法律賦予律師刑事辯護的職責，我們一定要‘十分謹慎、十分鄭重’地去履行，一定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傅洋說。

　　傅洋表示，因為種種原因，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對兩個問題，常常不愿去碰。一個是程序違法問題，一個是刑訊逼供問題。

　　關于刑訊逼供，父親曾在1979年7月的公檢法會議上講：“過去，林彪、‘四人幫’控制的一部分專案組，完全違反了黨的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不輕信口供，特別是嚴禁逼供信的傳統，隨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權利，大搞刑訊逼供，造成很嚴重的后果……各級公安機關負責同志應該認真負起責任，徹底肅清刑訊逼供這種封建的法西斯的殘余和影響。不要以為這一條是整公安機關的，不是，它是反對任何人、任何機關搞刑訊逼供的。它不僅是保護人民的，也是保護公安人員的。”

　　“我們的律師，在刑事辯護工作中，也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有少數律師，還存在違法執行辯護任務的問題。我認為，做律師不能僅僅把律師當做自己的謀生手段，要真正以維護憲法和法律尊嚴、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為己任。”傅洋說。

　　1991年3月于杭州。五十年如一日，令人堪羨的革命伴侶

　　文/記者 陳威

　　攝/實習生 宮主

　　編輯 王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