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批新納粹分子本月前往漢堡游行時,民眾與警察將他們堵在了火車站。見沒法出站后,他們只好坐上火車去另一個地方。
許多德國學者告訴記者,這仍是一個有著歷史負罪感的國家,在二戰后的很長時間里,德國人都以身為德國人為恥,教科書里不厭其煩地數落著自己的罪行。
“多年來,德國人絕不愿意在公開場合揮舞國旗,也不愿意談及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紀韶融說,直到2006年德國世界杯時,當人們看到德國國旗漫天飛揚,紛紛為主場作戰的德國隊助威,外國人的口中也不時冒出“你們德國很不錯”的字眼,才讓德國人終于不用忌諱大聲談及自己的國家。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近日評論道,70年了,德國人一直在為過去的罪行贖罪,渴望一個正面的形象。55歲的美籍德國人卡斯特羅(AbelCastro)告訴記者,德國社會對難民的態度,可能還與對二戰的負罪感有關,但這么多年過去了,已經沒有必要了。
隨著經濟實力的一枝獨秀,以及在歐元危機中日益凸顯的領導力,柏林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歐洲的中心。但在二戰后的很長時間里,德國在國際政治中的話語權一直很小,正如帕斯古沃所言:“如今我們的總理敢對別人說非常強硬的話,這也許是一種我們不太習慣的情況。”
事實上,盡管已被全世界視作歐盟領袖,但德國人仍糾結于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領袖地位有所遲疑。但此次難民危機,可能為德國的全方位“轉正”提供了一次良機:因為這一次,德國展示的不是經濟的力量,而是道德的力量。
德國時政觀察家美瑞茨(AnnettMeiritz)在一篇名為《德國是如何成為歐洲道德領袖的》一文中稱,德國已經決定承擔難民危機中的領袖職責,希望為其他國家樹立道德榜樣,并施壓歐盟其他國家接受難民配額。她甚至把德國的努力,與試圖修復希臘危機后千瘡百孔的歐盟聯系了起來。
在埃爾福特市,更多的當地人都選擇了同情移民的立場,不理會文化沖突的說法。在本報記者探訪的柏林難民安置點中,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音樂會,已成為最受穆斯林移民歡迎的節目之一。在下薩克森州的一處難民安置點,歐菲莉婭·阿德(OphelyaAde)剛剛生下了一個女兒,并把她起名為安吉拉·默克爾·阿德(AngelaMerkelAde)。
紀韶融說,德國早就已經成為了領袖國家,只是德國人自己還沒習慣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