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網4月21日訊(閩南網記者 陳玉玲)一個市舶司,一部繁榮的泉州海外交通史。
穿過充滿煙火氣的泉州市區水門巷竹街,沿著幽深綿長的石板路走,可在鵲鳥橋旁看到一方刻著“泉州市舶司遺址”字樣的石碑。宋元時期,這里曾是國家管理海洋貿易事務的行政機構。彼時,無數中外船只在泉州港穿梭來往、各種奇珍異貨堆積如山、市井十洲人流連忘返……續存近400年間,泉州市舶司見證了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貿易的繁華盛景。
時過境遷、滄海桑田,雖世人已無法親歷泉州市舶司昔日“海上舟頻入”“大舶高檣多海寶”的輝煌,但這段生動的歷史豐富了泉州這座城市,時至今日仍為人津津樂道。
近年來,隨著泉州市舶司考古挖掘工作的推進,這一或為我國現存的唯一一處古海關遺址重見天日,從中出土的建筑構件、高檔陶瓷器、銘文磚等珍貴文物,為市舶司的歷史地位和文字史料提供有力佐證。有關“東方第一大港”的塵封記憶,也再次回歸眾人視線。
泉州市舶司遺址
宋元市舶司,掌管泉州諸港的海外貿易
泉州的海外交通和港口貿易歷史,源遠流長。
早在南朝時期,泉州就有同外國的交往活動,唐代呈現初興景象,宋元迎來鼎盛時期。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城南晉江江畔處設置了市舶司,管理著泉州諸港的海外貿易及有關事務。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市舶司主要承擔著“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的職責,也就是向經由泉州港進出的船只發放商貿許可證、查驗商船、征收關稅、代表官方采購舶貨、儲存或出售征得的貨品、轉運貨品或貨幣至都城、接待外國使節等職責,其基本功能類似于今天的海關。
在宋元明三代,朝廷對海外貿易實行嚴格管理,國內外商人從泉州港出海和登陸,必須先赴市舶司登記;凡從海外運貨抵港,先經市舶司抽分博買,否則沒收船貨并治罪。涉洋經商船只及貨物往來,可用小船,溯晉江,沿破腹溝、過水關、入濠溝直達市舶司報關。因為市舶收入絕大部分直接歸于朝廷,故宋元時期朝廷對市舶貿易非常重視。
隨著市舶司的設立,泉州正式成為開放的國家對外貿易口岸,在促進古代中國海外貿易、加強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當時,與泉州進行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到100多個。數以萬計的來自亞洲、非洲、歐洲的各國商人、傳教士、使者、旅行家、貴族和平民紛至沓來,在獲得商業利益的同時,在泉州留下了各自的宗教文化,多元文化、互相交融,成為古泉州中最精彩、動人之處。
市舶司存續的近400年間,泉州成為繁榮的國際大港。但幾度花開花落,巨港歷經滄桑,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移置福州,原址逐漸荒廢,并漸為民居所占用。后隨著廣州、杭州市舶司遺址的湮沒,泉州市舶司遺址或成了我國唯一保存下來的古海關遺址。
水仙宮旁邊,設有泉州市舶司專題展
兩次考古挖掘,珍貴文物不斷“上新”
關于泉州市舶司這一官方認證的“海關”機構,歷史記載“市舶提舉司,在府治南水仙門內舊市舶務址”。
“雖然文獻明確記載了泉州市舶司的大致位置,但歷經多年,周邊遍布民居,加上海陸變遷影響,其具體位置需進行考古發掘確認。”泉州市舶司遺址考古人員黃必應說,自2019年以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江蘇工作隊隊長、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隊長汪勃主持,泉州啟動了市舶司遺址的考古勘探發掘工作。
在去年底舉行的泉州城考古學術研討會上,汪勃分享了市舶司遺址考古與泉州城相地選址等最新成果。經確認,泉州市舶司遺址位于泉州城南部郊區,范圍大致是馬坂巷、水溝巷、竹街、水門巷圍合的這一區域。兩次考古工作的開展,“上新”了市舶司相關的建筑結構、陶瓷器、文字磚等。2019年8月至9月,開展市舶司遺址考古勘探調查,并在相關區域發現了疑似夯土、磚鋪面等跡象;同年10至11月,開始泉州市舶司遺址的探尋發掘,揭露出鋪磚地面、鋪石等遺跡;去年5月至11月,在原人民電器廠院內再次啟動考古發掘,揭露出鋪磚地面和石墻、石墩、石構、鵝卵石鋪面等宋元時期建筑基址,出土了花卉紋瓦當、脊獸、文字磚等建筑構件和較高檔的陶瓷器。
據介紹,泉州市舶司遺址出土的建筑構件主要有瓦當、筒瓦、板瓦和磚等。陶瓷器有青瓷、白(青白)瓷、黑(醬)釉器、青花瓷等;涉及的窯口有泉州地區的晉江磁灶窯、德化窯、南安窯、安溪窯、泉州東門窯等,福建其他地區的廈門汀溪窯、漳平永福窯、閩清義窯、建陽建窯等,福建省外的浙江龍泉窯、越窯、江西景德鎮窯、江蘇宜興窯等;年代涉及北宋以來各時期。元代以前的以福建、浙江的窯口為主;明清數量最多的青花瓷主要為安溪窯、德化窯和景德鎮窯。
泉州市舶司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申遺中心供圖)
佐證市舶司歷史地位,考古挖掘將繼續
在長達大半年的考古過程中,考古人員戰勝酷暑和疲勞,從一磚一瓦開始,用汗水和智慧一步一步揭露出了石墻。這些新發現,讓駐扎在現場的考古人員很是激動。
“考古揭露建筑遺跡朝向經過人為精心規劃,而鋪磚地面所用鋪磚與府文廟、天后宮寢殿圍墻北側出土的規格類似,應為精心規劃官式建筑遺存。”黃必應說,隨后發現的“(監)造市舶亭蒲(壽)(庚)”文字磚,更進一步確認了該建筑群為泉州市舶司遺址。
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傅恩鳳說,出土的陶瓷中,有不少在當時屬于比較高等級的,如來自景德鎮的卵白釉等。這些相對高級的瓷器出現在泉州市舶司遺址,可能是通過泉州港出口或者為當地有錢人所有。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從側面說明泉州經濟和港口的繁榮。
“宋元時期,泉州迎來了‘高光’時刻,經濟發達、海外貿易興盛。”傅恩鳳表示,在2019年啟動考古調查勘探工作前,有關泉州市舶司的記錄,更多的是停留在古典文籍中,缺乏實物佐證。據了解,今年考古隊還將啟動市舶司第三期考古挖掘工作,期待能呈現更多關于市舶司的歷史故事。
泉州市舶司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申遺中心供圖)
中外筆者揮毫,描繪泉州港的繁華盛景
北宋建立市舶司后,泉州港的海外貿易進入了長期穩定的時期。這一官方機構見證了“東方第一大港”的繁華,很多人慕名來到泉州,很多文人不吝筆墨,記錄下了泉州港的繁華,比如宋朝嘉定十七年(1224年),趙汝適以朝奉大夫來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舉(市舶司設在泉州),由其編撰的海交史專著《諸蕃志》 ,詳細記錄了與泉州貿易往來的各個國家的風土人情。
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兩次隨商船從泉州出海,其島夷志略記載了泉州與99個國家,220個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
放眼到國外,公元1291年,在中國待了17年的馬可·波羅撰寫了《馬可·波羅游記》,在當時的歐洲引起轟動。他形容“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
1346年左右,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由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了泉州,他在《伊本·白圖泰游記》描述泉州“港內停有大船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等等。
泉州市舶司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申遺中心供圖)
市舶司故事代代相傳,84歲阿婆熱心守護遺產
走到水門巷水溝,曾經的市舶司遺址為民所用后,變成了供奉神明的水仙宮,一側設有泉州市舶司專題展。這處面積不大的展廳,濃縮了一部簡短的泉州市舶司的興衰史,每年都要吸引來自全國各地,乃至日本、美國等國家的游客。而負責打理展廳的,是今年已經84歲的吳秀滿和水門社區老人協會的同伴們。從小在周邊生活,老人們很熟悉市舶司的前世今生。
已是耄耋之年的吳秀滿,說到市舶司,聲音鏗鏘有力。
“有關泉州市舶司的故事代代相傳,小時候就常聽年長的厝邊頭尾說起。”吳秀滿回憶說,自己住在上帝宮巷,小時候在水仙宮讀書,那時宮門口有一條很深、很清澈的水溝,孩子們經常在里頭抓螃蟹。退休后,她與同伴們自發組建了隊伍,義務保護市舶司遺址,發動大家一起出錢出力,修繕水仙宮,還曾設立泉州市舶司紀念室。
這十多年來,吳秀滿和同伴們接待了很多游客,向很多人宣傳泉州市舶司的故事。兩本放置在展廳的筆記本已經泛黃,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觀展記錄。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用不同的語言寫下了對市舶司、對泉州的印象,非常具有紀念價值。
“大家都很熱心在保護市舶司遺址,雖然我現在年紀大了,但我會堅持到底的。”吳秀滿說,她希望讓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一輩,知曉泉州市舶司的輝煌歷史,跟大家一起守護珍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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