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都深讀：致敬老兵 泉州年輕一代在行動(圖)

身上的印記 刻著烽火歲月

　　94歲的陳秀，原本姓叢，1944年當上民兵團團長，帶著700多人打鬼子時，因為擔心被鬼子和二鬼子抓了家屬，改名換姓。

　　90歲的楊其山，一聽到狗叫，就會很煩，不是因為怕，那年頭，狗叫不僅會暴露游擊隊，還會引來鬼子，讓無辜的百姓遭殃。

　　92歲的洪瑞英，談起當年十二姐妹燒日貨的情景，會不自覺地用力揮著手里的鴨毛扇，仿佛要把燒日貨的黑煙、火焰和臭味驅散。

　　烽火歲月里，留在老兵身上的習慣和印記，背后都是一段驚險的抗戰故事，我們應該把最高的敬意獻給他們。

“戰爭讓我失去很多，卻有了一個相守一輩子的老婆”

　　陳秀：為抗日改名換姓

　　臨近中午，家住南安市區的陳秀準時開飯，張羅著給臥床不起的老伴于秀齡喂飯，女兒叢麗娜，大多數時候會過來，把老人安頓午休了，再回家。

　　“我本來姓叢的，參加抗日，怕被鬼子和二鬼子抓了家屬，就改名換姓。”94歲的陳秀說，1944年，他當上山東叢家莊、隨家莊、郭家莊三個莊子的民兵團長，民兵有700多人，作為團長，他就用了母親“陳秀英”的前兩字，巧合的是，后來跟革命伴侶于秀齡，不僅同歲，還都有一個“秀”。

　　吃不上飯還提心吊膽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東西都被鬼子和二鬼子搜刮，我們的糧食只能東躲西藏。不過，二鬼子畢竟理虧，比較好對付。”他比劃著說，當時最刺激的事，就是背著子彈袋，用高粱秸稈塞滿，“整個鼓鼓的，看不出真假，二鬼子害怕，就把子彈和手榴彈交出來”。

　　“一旦暴露，馬上就會被抓起來，會怎么死，就不知道了。”他不斷撓頭，對那段“不知明天是死是活”的經歷，顯得很不舒服。騙過二鬼子，每次都能掏到幾十發子彈，留下一小部分，其他交給游擊隊，有時也組織一些大活動，“朝鬼子駐地開槍，開完就跑，引誘鬼子出來，讓游擊隊打”。

　　民兵多了，每天晚上都要去鬼子的據點查看。“他跟我們說過，一個來回，就要50華里（注：1華里等于0.5公里），一身都是汗。”叢麗娜，打小就聽父親講這些故事，日本投降的消息，是從據點的日軍都跑光判斷的，“他說大家都很高興，鬼子跑了，不用再打仗，二鬼子也蹦跶不了”。

　　1950年，陳秀和妻子在上海結婚，到現在已65年。他們的故事，之后也成了一樁美談：2009年于秀齡病危，醫生束手無策，陳秀天天陪著講話，老伴奇跡般挺了過來，活到現在。“沒有看到我爸，我媽是不會吃飯的。”聽到女兒這么說，陳秀有點不好意思，但握著老伴的手又緊了些，“戰爭讓我失去很多，卻有了一個相守一輩子的老婆，夠了”。

“戰爭不是好東西，發起戰爭的更是壞蛋”

　　楊其山：打狗掩護游擊隊

　　祖籍河北的楊其山，小學參加學生救國會，15歲當上當地青年抗日先鋒隊主任，20歲正式參軍隨部隊南征北戰。70年來，記憶中只回過老家一兩次，“想著到外面殺鬼子，沒想到離家后就回不去了”。他和老伴住在泉州市區何厝埕，一條幽靜古巷里的老房，大概每個月跟兒子見一次面。

　　“他就是耳朵和眼睛稍微不好，其他都健康著！”老伴湯阿婆悄悄地說，他不喜歡狗，一聽到狗叫，就會很煩，還會跑出去看。

　　“當時我們還小，拿鬼子和二鬼子都沒辦法，只能幫游擊隊做一些掩護、報信工作，狗就很討厭，老壞事。”楊其山說，村里是片平坦的莊稼地，一抬頭就可以看見5座炮臺子，那是日軍的據點。游擊隊來了，狗會叫，鬼子的摩托車就會開出來，沒碰到游擊隊，就會開槍打百姓，“太壞了”！

　　對狗的厭煩，由此產生。“當時，我們去把狗打死，附近幾個莊子的狗，全都打死。”點上一根煙，楊其山用力吸了兩口，想了一會，笑了起來：主人自己打，死狗就留著，先鋒隊打，死狗也要拖走，“就有狗肉吃了，還受到游擊隊表揚”。

　　大部分時間，楊其山都不說話，非常安靜。“我在廚房做飯，邊上就是書房，他在看書寫字，可以一句話都不說！”湯阿婆說。“沒有必要的話，就不要多說話。”楊其山1944年參軍，做后勤工作，負責籌措物資，有時候還要跑很遠，到集市賣些東西，“不能多說話，容易暴露身份”。

　　“我不跟孩子講戰爭的故事，因為戰爭本身就不是什么好東西，發起戰爭的更是壞蛋！”每天清晨6點，只要沒大風暴雨，他都會騎著一輛六十年代的“老爺車”，在靜謐的古城轉上一圈，騎到江濱公園靜靜抽一根煙，然后一個人靜靜地回家，繼續過日子。

“年輕的時候不怕死，做了一點事情”

　　洪瑞英：十二姐妹燒日貨

　　“我其實沒什么大貢獻，年輕的時候不怕死，做了一點事情，就像整個革命事業大海里的一滴水。”這樣一句話，南安市碼頭鎮金中村92歲高齡的洪瑞英用閩南語念出來，一遍又一遍。

　　“我沒有見過日本人，但抗日活動還是有的。喝血酒，義結金蘭！”她說，當年她組織十二姐妹會，游行、刷抗日標語等都要走前面，起到帶頭作用，別人壯膽就會加進來。當時，附近村里還有商店賣日本的東西，主要是布匹、膠鞋，引起大家反感。“一開始沒人敢去，我們就帶頭，先喊口號，再把東西拿出來，在店門口燒起來，味道很臭，黑煙很大，店主也不敢說什么，畢竟這是日本貨。”洪瑞英用力揮著手里的鴨毛扇，仿佛要把黑煙、火焰和臭味驅散，回過神來又有點不好意思，“大概就是這樣了”。

　　70年過去，當年的十二姐妹，現在還活著2個，洪瑞英和李秀鳳。“我倆同歲，她后來退出，我堅持下來。”洪瑞英說，當年她15歲，18歲加入地下黨，2個月打通仙游、永春、南安到晉江沿海交通線，“隨便一次意外，我就沒命了”。

　　洪瑞英恨日本人，是由于在印尼的父親，本來每月都會寄2元回來，戰爭爆發后就斷了，一家老小只能喝西北風，后來共產黨員到村里，她就申請加入，1941年得到組織批準，還拿到一本《列寧文選》，她珍藏74年，去年12月捐給南安市檔案局，“給子孫后代怕丟失，檔案館是最好的去處”。

　　“她以前都不怎么說的，這兩年要我幫忙找資料、復印，誰想要，只要用途正當，她都給。”兒子林瑞闊說，現在家族有60多個子孫，也都知道老人是老革命，回來看到一些證書、勛章，就會問起，老人很高興，一講起來甚至會忘了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