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都深讀·第五十九期
黑校車困局
閩南網9月22日訊 9月,開學季。和老師、學生們一起忙碌起來的,還有校車。
而隨之因超載、改裝被查的“黑校車”頻頻曝光。
9月6日至9月15日,公安部部署“打非治違”整治校車統一行動,發現全國有3416輛校車逾期未檢驗,涉及26個省(市);25輛校車逾期未報廢,涉及8個省(區、市);113輛校車有3起以上未處理的交通違法,涉及13個省(市);155個單位和個人所屬的校車有3起以上未處理的交通違法,涉及13個省(市)。
關于黑校車查處,有必要和讀者們拍報一條最新的法律知識:今年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將校車嚴重超員超速行為納入刑法約束。
據泉州交警部門介紹,截至今年9月17日,泉州共有國標校車874部,其中770部取得校車使用許可,占比達88.1%。和國內學者分析一致的是,泉州黑校車也主要集中在城鄉郊區、貧困或公共財政投入缺乏的地區。這與政府對校車安全立法不完善、缺乏對校車資金的投入、義務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等原因有關。
當“黑校車”游離于法律邊緣,不少小學、幼兒園又囿于資金和專業的不足,校車公司應運而生。作為新事物的校車公司,面對這樣交錯陳雜的現實環境,利弊難辨,有困惑,也在成長。
唯愿下一個開學季,報紙、網絡、微博、微信朋友圈,都看不到黑校車。
“躲貓貓”的幼兒園園長
接孩子的面包車,拐進小巷上下車
夏末初秋的清晨,早起的女人,從半面門后閃身出來,眼神里半是困倦半是疑惑。
南安一所學校外,校門緊閉,小車、電動車散亂停放,大人下車為孩子打開車門,然后俯身絮叨幾句,扯正孩子背上傾斜的書包,將人送到十來米遠的校門。
凌亂的車群,嬉鬧聲嘈雜的人群,他們操著一口流利的本地方言,車子陳舊,深黑色的玻璃完全遮擋住了視線,讓人多少透出些神秘。
他們來得快,去得也早,等孩子們一一下車,看著他們走入校園,他們兩三人湊在一起抽根煙,聊幾句,然后各自上車離開。
20秒上客
9月16日下午5點20分,南安市新僑中學,校門口的下坡路。
幾個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的女孩,結伴站在一棟民房外,不時向四周張望,眼神里滿是等待。沒一會兒,女孩們聚了六七個人。
她們懶懶地聊著天,直到一部不起眼的灰色小面包車出現,她們才迅速挪了腳。快速駛入這條路后,面包車一個急甩,車頭鉆進民房旁的巷道,車門打開,學生們蜂擁上車。關上門,車子迅速后退,隨即加速離去。整個過程,僅僅20秒。
這種情況,在泉州并非個例。惠安、南安交警部門的多名一線民警透露,在泉州鄉鎮一級的小學、幼兒園,或者農村撤并之后的小學,這種現象并不罕見。全市范圍內,也曾多次查處過類似面包車載學生案例。
但現實執法過程中,想要將這類違法行為抓獲,也有不小的難度。為了躲避民警,面包車司機都會預先選好學校周邊的偏僻位置,而后下車張望,一有風吹草動就離開。而載送學生上下學的過程,往往也十分短暫,稍不留神,對方就已將學生載走。此外,面包車司機往往會穿梭于鄉間小路,考慮到車上小孩較多,民警也不敢輕易追捕,查處的成功率有限。
“躲貓貓”
阿海(化名)是名幼兒園園長。
“差不多是2007年那會兒,開始辦的學校”,阿海原本以為小孩子無憂無慮,辦幼兒園能稍微省心。等到開學了,兩三百號小朋友入園,他才一下子感覺,這比預想磨人,“好多孩子住得遠,家長根本沒辦法及時來接”。
于是,作為園長的阿海,開起面包車,自己兼職起校車司機來。當時政策較松,在車輛合格、駕駛員過關、幼兒園方面也同意的情況下,上報教育局等部門做下備案,就算是校車了。合格的身份,只要不超載就不會被查。“孩子個子小,7個座位擠一下,有時候一次就載十幾個人”,阿海說,為了躲避交警,他還會貼上黑色玻璃紙,“外面看不透,不攔下來,超載很難被發現”。
就這樣持續到了2012年。國內頻發的面包車載學生事故,讓“面包車校車”的身份,一下子變得尷尬。教育部門轉而倡導國標校車,交警對面包車載學生的查處力度也加強。
“家長們已經習慣,不可能說停就停”,阿海說,幼兒園一時買不起國標校車,只能拿面包車繼續頂用,而動輒千元的處罰,也讓人緊張起來。于是,載送學生回家的過程,逐漸變成了躲貓貓,“快到紅綠燈,就得提前看清楚,警察是不是在抓車,有沒有盯上我的車子,稍微不對勁,就只能走小路”。阿海坦承,那段時間,自己開車的心思,更多的變成了躲避查處,而多少忽略了車上的小朋友,這也讓他想來后怕。
“我辦幼兒園,到頭來就是為了躲交警,把孩子天天放在危險之中,說不定哪一天,還把我自己一輩子都毀了”,阿海越想越恨,不久干脆停了“校車”,讓家長自己接送。
安全的目的達到了,卻也讓他的幼兒園漸漸走入窘境。不到2年,幼兒園的學生數,便從300人下降到170人左右,流失了將近一半的生源。
為情接送
泉州某山村的“黑校車司機”阿卡(化名),拒絕了采訪。他解釋,自己深知這項差事與國家法律相背,雖然本質上是賺錢,但農村校車一直發展不起來,好多孩子上學要走幾公里山路,自己不載送,孩子們走路上學也有很大危險,他于心不忍。
年過50的阿元(化名),一對兒女早已工作多年,他自己又做點小買賣,衣食不愁。“我有部面包車,最開始,就是幾個親戚家孩子,家長沒空,就叫我幫忙送去學校”,阿元說,車上還有些空座,幾個鄰居找上門,讓順帶著捎去學校,不知不覺,他就算入了行。
“抓到說要罰一萬,我也怕呀”,阿元說,接送孩子,收的基本上就算是厝邊們幫忙出的油錢,所以他的處境也尷尬。“老兄弟了,都是有困難互相接濟,跟人家說不送了,情面上也過不去”。
除此之外,校車的路線選擇,也是讓阿元不顧兒女勸說、堅持下來的理由。“我也知道,他們(校車方面)也要考慮成本的,路線只到大路邊,為一個孩子繞路不劃算”,但村里一些角落,距離大路很遠,孩子要走一兩公里路才能到家。
前幾日,學校召集幾個黑校車司機協調,阿元也說了,只要校車能夠將孩子送到位,他愿意退出這一行,“這樣,對誰都好”。
身份“洗白”
阿福(化名)已經46歲,原來是一名跑長途貨運的司機,常年在外謀生。5年前,他回到了老家。
“我爸年紀大了,那時候突然生病,需要人照顧”,阿福接到家人電話的第二天,就辭了工作回了家。父親病情漸漸好轉,阿福也開始有些時間,跟厝邊們話話仙。“你要不去整一部面包車吧,我們家孩子就給你接去上學”,鄰居的阿婆們勸他。年輕人出外打工,留下老人孩子,村里的小學撤并到鎮上,近的幼兒園也離了兩三公里遠,老人年紀大不好接送,有個可靠的司機送著上下學,還倒更妥當。
在這種背景下,阿福開始了黑校車生涯。“一天來回兩趟,能收入一點,而且更多時間還可以照顧老人,對我是最好的選擇了”,阿福說,很快,厝邊就聚來了20多個孩子,他分成兩撥,用自己的9座面包車,載著去上學。
超載是家常便飯,“不超載真賺不到錢”,阿福說,躲避交警的查處,也是這一行必須經歷的過程,“得提防著交警,還得想著車上的孩子,真的是提心吊膽”。
2012年《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出臺之后,他也和幾個同行的哥們聊過,“大家都知道這行不長久”,阿福感慨,只不過,要養家糊口,也要把孩子們送上學,幾個人才繼續走著這條沒有未來的路。
去年,有校車公司招司機,阿福很快報了名,“收入是相對低了點,但讓人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