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光明日報》駐北京記者站副站長董城所說:“第一,《紅軍不怕遠征難》充分驗證和契合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生動實踐;第二,《紅軍不怕遠征難》是‘三貼近’精品力作,創作和實踐過程將新聞戰線推向新的境界。作為新聞記者我認為它并不是一個文藝作品,而是一件新聞精品力作;第三,《紅軍不怕遠征難》主創團隊,高揚長征精神,表率作用顯而易見。采訪的過程也是受教育的過程。《檔案》折射出的這種情懷,這種境界,同樣也是長征精神。”
在檔案深處還原真實歷史
在敘事之間解讀長征精神
《紅軍不怕遠征難》攝制組通過檔案揭秘和影像敘事相結合的方式,探索了一種突破傳統的“非虛構”創作。
檔案,是故事的靈魂。
《紅軍不怕遠征難》攝制組通過實地調研,以及對長征親歷者、見證人和紅軍后代的采訪,發掘出了100多份從未或較少被關注到的史料檔案。
有一些檔案是正本清源的重要文獻,比如攝制組找到了1934年9月,也就是長征前夕出版的《紅色中華》雜志,里面刊登了張聞天的一篇社論,其用意是向敵人釋放煙霧彈為轉移爭取時間,是經過策劃準備的戰略轉移。
有一些檔案是轉折關頭的重要決策,比如1934年湘江之役前,紅五軍團團長董振堂和政委劉伯承手寫給紅34師的一份作戰命令,命令他們要作為后衛力量掩護全軍過江。
有一些檔案是飽蘸情感的歷史見證,比如19歲的紅軍戰士石長階在長征前夕寫給父母,卻沒有寄出的四封家書。比如紅軍戰士為了向一戶藏民家庭購買青稞充饑,插在田地里的一塊刻著借據的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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