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閩南華僑詩詞看閩南文化的多元一體性

　　最近，泉州文化和閩南文化的多元一體特質，已成為各方矚目關注的焦點。在“海上絲綢之路：泉州史跡”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研討會中，許多學者就此發表了精辟的見解。會上，李亦園提出如下看法：“我們漢民族從中原南下，逐漸與古老的閩越人通婚融合，不但把漢文化傳遞給南島系的閩越人，同時也從他們那里學得很多與海洋航行有關的文化，形成一種混合融入的文化特質……這種傳統大陸文化加上‘海洋經驗’所形成的‘海洋心胸’或‘海洋性格’，就是心懷四海，喜愛接觸遠方的事物，樂于與別人交換觀念與物品，而且愿意與不同風俗的人結交朋友，平等互惠地交往”；①又說：“到近代，更形成一批一批的‘華僑’在東西洋各地進行通商貿易，而積累了不少財富。但是他們對海外的地域從來沒有領土與政治野心，他們對待海外交易接觸的對象，都以伙伴態度視之。同時能夠接受別人不同的文化習俗，甚至能夠欣賞采納之，而巧妙地與自己的文化結合得很自然。這種兼容并納而又能‘美人之美’的特質，表現在泉州各種有形無形的文化上至為明顯”。“費孝通先生曾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而泉州的海洋文化性格應該就是這種多元一體傳統中更明顯而突出的例證。”②本文擬以上述理念為架構，只就文學領域的華僑詩詞作品及其創作背景，作具體的微觀研究。泉州和閩南是華僑最早出現的著名僑鄉，華僑把獨具包容性和開拓性的閩南文化帶到所在國，形成了豐富多彩的華僑文化百花園。其中抒發華僑心聲的詩詞作品則是園中的一朵奇葩。若能以在異文化氣候中綻放的華僑詩詞來返觀、比照閩南文化的多元一體特質，其觀摩體察，可能會更明晰更客觀更有意義。我們兄弟也是菲律賓僑屬，亦園到過馬來西亞、沙撈越僑社田野調查后曾寫過華僑研究專著，少園則因教學和個人興趣閱讀過不少華僑詩集詩作。由海峽兩岸的同胞手足來共同探討這一課題，也許具有某種象征意義。

一、閩南多元文化傳播交流的載體和見證

　　首先，閩南海商與華僑的出現，本身就是閩南多元文化的產物。閩南多元文化的“海洋性格”，即“心懷四海”，“喜愛到海上航行”。華僑甘冒風濤，投荒萬里，“沖風突浪，爭利于海島絕夷之墟。近者歲一歸，遠者數歲始歸，以異域為家”，③謂之“過番”，其樂于冒險放洋出海的精神，為其他地區居民所罕見。

　　其次，是華僑把體現著中華文化光輝的傳統詩詞創作，帶到了海外。永春旅菲桂冠詩人鄭鴻善所編《菲華詩選全集》陳烈甫序云：“至明清兩代，去國南渡者，帆檣相望。遜清末年，乃有文人學士南渡，吟詠之風，亦隨萌芽于僑社”。他們結社唱酬，在洪荒異域，開辟、澆灌出一片漢家氣息濃烈的文化綠洲。他們的詩作記錄下華僑開拓南洋的光輝業績，成為閩南多元文化傳播交流的見證。

　　１、物質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導稟承閩南文化的“海洋性格”，先輩華僑，冒險到海外貿易、謀生。當他們初抵異域時，對異國的風物習俗，作何感受？和異民族異文化又是如何交流的？面對不同的民情風俗，自然環境和迥異的語言，他們感到陌生和詭異：垊晉云千里，華洋月一淵。

　　鳥面夷言島，蠻花犭乞草天。

　　（汪煌輝《寄四山馬倫赴》）

　　盡管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鴻溝和隔閡，華僑還是善于和人平等互惠地交流觀念、交換物品，表現出善于貿易的才能。物品的交換，貿易的互通有無，是文化交流的先導：中國海南重洋東，菲賓群島星羅空。

　　時有賈舶來中土，以有易無聲氣通。

　　（吳普霖《侯將軍歌并序》）

　　宋代期間，菲島尚處洪荒時代。華僑帶來了中華先進文化，把各種先進的生產方法，無私地傳授給當地人民，大大促進了當地經濟開發的進程，為當地社會的發展立下了功績：教以紡織教陶冶，教以筑室教桑農。

　　舍己耘人勞勿怨，灌輸文物立奇功。（同上）

　　又如“明洪武十二年（１３９５年）國人沉邦來菲島，教菲人以椰子釀酒，即今之‘土巴酒’”，詩曰：沈郎佳釀久流傳，管領糟丘五百年。……

　　為聽青州談往事，始知文物被無邊。④詩人從五百年前華僑教給當地人民釀椰子酒技術的“往事”，看到輝煌的中華文化風物“澤被”海外異邦無數百姓的功績。

　　當然，中外文化交流是雙向互惠的。域外異族的習尚、語言和物產的傳入，也成為閩南多元文化不斷發展的推動因素。泉州僑鄉建筑文化中特有的型式“番仔樓”和中山路“騎樓”就富含番客從南洋帶來的異國風格和情調，閩南方言詞匯也因為輸入許多南洋外來語而顯得更加豐富多彩。惜乎文人雅士均不屑以入詩。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有一本名叫《番薯雜詠》的華僑詩歌專集在泉州流行，書中１９７首詩是曾旅菲的泉州清末進士吳增專為由菲律賓傳入的番薯而創作的。番薯，原產北美，明萬歷間經菲島由多人多種途徑傳入，故名之曰“番”。傳入泉州為萬歷甲申（１５８４年），傳說由閩南華僑把薯莖夾入船纜中私帶出境。此物耐旱高產，適宜于閩南丘陵沙地少雨地區種植，成為僑鄉當年主食。“鄉民活于薯者十之八九”，⑤吳增出于對國計民生大事的赤子之心，細寫番薯的來歷品種和對中土民生的貢獻，成為中外文化雙向交流的寶貴見證：印度棉花唐始傳，堪人紡織勝絲綿。

　　如君來自朱明季，屈指未經四百年。⑥２、“敢為天下先”的開拓勇氣和戰勝逆境的創業精神華僑為生活所迫，相率出洋“過番”，“趁吃”（謀生），豈料番邦居大不易，受盡西方殖民者的盤剝迫害。“橡膠煙草和淚栽，銀液金沙雜汗血”。華僑詩人悲憤填膺，“大筆淋漓，悲歌慷慨”，寫下“先僑蓽路襤褸，茹苦含辛”的“艱辛行役”：中國男兒意氣雄，千里梯航來作客。

　　墾荒拓殖不辭勞，為牛為馬供形役。

　　（楊虛白《僑艱吟》）

　　這種作牛作馬的悲慘處境，在僑鄉方言民歌中也有樸實生動的反映：唐山無頭路，相招過番邦。

　　番邦歹趁食，無去不知空。（底細）⑦唐山家鄉生活艱難，誰知“番邦”“趁食”所遭受的苦難，不是親身經歷，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只有克勤克儉，艱苦度日。僑鄉民歌《番客歌》以方言唱道：唱出番客有只歌，流落番邦無“投活”（無奈何）。

　　離父母，離某子，為著生活才出外。

　　親象孤鳥插人群，做牛做馬受拖磨。

　　咱厝某子一大拖。勤勤做，“姆甘”（舍不得）“開半瓜”（花半個銅板）⑧又有一首“我的祖家在唐山”：我的祖家在唐山，過來石叻（新加坡）燒火炭。

　　暫倚店口賣土豆（花生），也去菜市賣豆干。⑨由于華僑的辛勤勞作，僑商的善于經營，中外文化交流結下豐碩成果。“先僑披荊斬棘，辟草萊為廛肆；沐雨櫛風，化荒甸為綠洲。華僑參與發展之功，殊不可沒”（《菲華詞選全集：鄭鴻善序》）。菲華《籟社》社長、晉江籍王新秀則以詩為證：宏宇矗地立，高樓入眼麗。

　　煥然一番新，功在我華裔。

　　（《紀游自飛宿務》選自《菲華詩選全集》第９８頁。）

　　七尺男兒走天下，志在四方業為先。

　　（晉江華僑施子清《示細狗》）

　　“中國男兒意氣雄”，“梯山航海，萬里投荒”。華僑詩人熱情頌揚閩南華僑“心懷四海”，以“愛拼才會贏”的毅力，不避艱險，在逆境中負重奮進，充分展示了閩南多元文化孕育出來的“敢為天下先”和堅忍不拔、開拓進取的人文特質。

　　３、美人之美，與異文化水乳交融閩南華僑在與異民族相處中，總是以其特具的“海洋心胸”能夠“美人之美”，樂于接納異文化。金門籍菲僑李明堂在《吊屈原》詩中云曠觀上下五千年，橫跨環球九萬里。

　　李杜韓蘇是吾師，荷馬但丁堪仰止。

　　既為古老燦爛的中華文化而自豪，也由衷地表達了對西方異文化精華的景仰。吳普霖以《中山黎薩合詠》為題，歌頌中菲兩國民族解放斗爭中兩位偉人為“并世長材同出處，弟兄四海況比鄰”。當菲島建立起壯觀為中國公園時，楊虛白衷心歡呼祝愿“中外一家唇與齒，共維親善百千春”。

　　潘受則以“久矣華巫契，渾然水乳情”歌頌馬來西亞華、巫兩族之間親密無間的和睦關系。

　　這種水乳交融的文化契合，在共同的命運和同仇敵愾的斗爭中得到發展和升華。泉州前清舉人陳仲瑾旅菲時，１９４０年遇日寇入侵，在《避難感懷》中控訴日寇罪行，直斥日寇為中菲人民的共同敵人：“瘡痍滿目誰為厲？夷夏傷心共此仇”。晉江蚶江菲僑王禮志更站在民族解放革命斗爭潮流中互相支持的高度指出：中國僑民與黎薩并肩作戰流血犧牲，已經把中菲的革命斗爭融為一體了：革命潮流水乳融，革命聲氣相感通。

　　（《黎薩紀念碑》）